最近，有粉丝询问两个问题：
1、为什么说阿拉伯数字起源于中国？哪里有资料，如何证明？
2、徐光启不是明朝的大科学家么，怎么有人称其为汉奸？他和李之藻究竟是不是汉奸？
询问上述问题的粉丝，可能接触西方伪史的时间不长，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差异，应该是这是正常的。由于新粉丝对这些问题感到有些困惑，问的人也是一个接一个，所以，索性就重新整理资料，有针对性地补充点资料，让大家了解的更透彻一些。
先来说第一个问题：阿拉伯数字为什么起源于中国？
知道的数字（1，2，3,4……）不是阿拉伯数字，这个数字是中国数字，笔者更愿称其为“大唐数字”。
1992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的外孙女蓝丽容（Lam Lay Yong，1936－）与澳大利亚伊迪斯科文大学（Edith Cowan University）洪天赐（Ang Tian Se）教授合著出版了《雪泥鸿爪溯数源》(Fleeting Footsteps, Tracing the Concept of Arithmetic and Algebra in Ancient China)一书，充分论证了阿拉伯数字起源中国的史实，因此斩获国际数学史最高奖。
蓝丽蓉的考证基于五点，其思路非常明确：
其一，阿拉伯数字出现以前，最早出现十进制的国家是中国；
其二，阿拉伯和印度古代的所有典籍记载中全无十进制的影子；
其三，中国在三世纪以后，和印度、阿拉伯世界一直有多路的文化商业交往；
其四，中国算筹曾传播到日本、韩国等地，且这些国家史籍皆有记载；
其五，中国的筹数运算法则和现代阿拉伯数字的相应法则基本同构。
以上五点在《雪泥鸿爪溯数源》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该书于2004年再版，内容大致和92年版相同，但增加一篇她在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数学史大会上，在荣获凯尼斯·梅奖之后的致谢演讲，题为《中国古代的数学及其对世界数学的影响》（Ancient Chinese Mathematics and its influence on World Mathematics）。
经蓝丽蓉教授的考证，花拉子米在《算法》一书（根据乌兹别克文本同时参考俄文本译出的中译本，推测只是在大唐学习时留下的一本课堂笔记而已）中，所言能用“九个数码”表示任何数字的宏大叙事，其实就是中国算术、中国算筹。
注意：这本书的封面图片，度娘可能不会告诉你。
所以，咱们不但要牢记，而且还要大力宣传，让世人都知道我们常用的数字就是起源于华夏。
这是事实，不能和稀泥，不能模棱两可。
至于第二个问题，徐光启是明朝的大科学家，他到底算不算汉奸？
咱们只是客观地陈述事实而已。
明末时，国库紧张，党争也愈演愈烈。
在此情况下，来华的传教士如利玛窦等，身携巨资（其身后有教会、国王乃至贵族阶层的各种支持），他们针对目标将金钱的力量和教会的精神控制发挥到了极致。徐光启是出了名的爱财，在《徐光启集》中可以找到他在京城做官时给家人的15封书信，其中有11封都是在指导家人如何发财。
徐光启很会做生意，经营着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产业。
16世纪，欧洲人通过美洲和亚洲的殖民掠夺，已经积累了不少财富，所以利玛窦等人来华时都是非常有钱的。他们不仅能够在中国买地置办房产，而且对于加入耶稣会的中国人给予重金诱惑。万历年间，有个进士叫沈㴶写了个奏本《参远夷疏》，向朝廷举报这些传教士在民间非法广收教徒，后来有个官员对此情况进行核查，结果发现传教士对凡是加入教会的中国百姓，每人当场就发白银三两。
在梳理明代南京教案这段历史时，笔者发现1615-1617年发生了禁教事件。根据史料记载，彼时传教士龙华民和毕方济从北京逃至上海，隐居在徐光启家中，寻求庇护；而杭州西子湖畔的杨廷筠住宅里，也躲藏着郭居静、艾儒略、金尼阁等人。
明末，苏淞一带机械制造业发达。苏州机械制造专家薄珏（约1610-1640年，字子珏）除了制造水车、火铳、地弩等器外，还研发了千里镜铜炮，该火炮拥有全世界最早的火炮观瞄望远镜。而著名火器专家赵士桢则设计发明了十多种火铳，记录于《神器谱》中。
此外，孙元化（1581～1632，字初阳，号火东）还著有中国第一部炮学专著《西洋神机》。
明末时对西洋的火器技术也是颇为了解的，所造之火器与西洋火器进行过详细对比，不但不逊色，而且还具有许多西洋火器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所以，所谓明朝火器落后于西方、甚至落后100年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
那为什么要炮制这样的谎言呢？
原来，一切都是因为耶稣会联合叶向高、徐光启之流，为了控制明朝的军事力量。
经过精心筹谋，他们终于向掌管军器的系统部门下手了。
数度出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被耶稣会重金收买，唯其马首是瞻。叶向高桃李满天下，门生故吏遍及朝野。
根据《明史·叶向高传》记载：
叶向高大肆培植党羽，徐光启之流能够进入权力中枢，与叶向高脱不了干系。
彼时，西人的航海技术、火器装备远远落后于华夏，为了让传教士接触到火器制造的核心机密，徐光启之流精心谋划了一个局。
徐光启先是动用朝野关系，大肆制造西人火器技术先进的舆论，伺机上奏朝廷，称汤若望等传教士们是制造火器方面的专家，希望朝廷予以重用。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即萨尔浒之战那年，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徐光启如愿以偿，终于获得了训练新军的机会。此人刚掌握军权，便迫不及待着手实施了了一项旨在引进传教士的计划。
具体而言，他是这么干的：
徐光启先是给同为教徒、且身为重臣的另外两大柱石李之藻和杨廷筠写信，要求二人安排人去澳门采购所谓的西洋大炮。
注意，这可不是朝廷出资，是“自筹资费”。说是自己出钱，但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名义上是自己出资，实则是耶稣掏腰包而已。
李之藻收到信后，便与杨廷筠秘议筹资，安排门人张焘赶赴澳门采购，且在《制胜务须西铳疏》证实了此事：
为了让皇帝相信西洋炮的威力，李之藻还在《制胜务须西铳疏》中把西洋火器吹得天花乱坠：
“昔在万历年间，西洋陪臣利玛窦归化献琛 ……其铳……二三十里之内，折巨木，透坚城，攻无不催；其余铅铁之力，可及五六十里。”
李之藻厚颜无耻地吹嘘西洋炮威力如何如何恐怖，射程可达五六十里，也就是能打25-30公里。上文提及的重型火炮大将军炮，其射程也不过区区500-1000米而已。他居然就敢如此神吹，还真是张口胡诌，毫无底线。
要知道，二战期间，作为米国军队主要火炮的M2A1式105毫米榴弹炮，全重2300公斤，最大射程也不过区区11160米而已。
李之藻信口胡诌的本事如何，可见一斑。
其门人张焘在澳门一共采购了四门火炮，还自掏腰包，把四门西洋炮运到了江西广信。
徐光启原本打算好好利用这四门西洋火炮做点文章，以需要洋人来指导训练的由头，将传教士们陆续引入核心军事部门，伺机掌控军队。
不料，朝廷不久便发现徐光启毫无军事才能，下令将其调离。这下把炮运到江西的张焘傻了眼，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一言以蔽之，督促朝廷尽快启用自己引进的西洋大炮，否则无法抵御清军的进攻。
然而，徐光启奏疏中提及的上述臣工，无一不是“自己人”。
黄克缵，福建晋江人，与叶向高乃是同乡；
陈亮采，曾为传教士庞迪我《七克》撰序，与之关系密切；
邹元标，东林党骨干，与传教士、叶向高、徐光启等人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为了达到让传教士渗透军队、掌控先进火器制备技术的目的，李之藻《制胜务须西铳疏》中言称：
传教士们进了军队会怎样？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一面盗窃火器技术和资料，一面培植心腹，发展教徒了！
为了让朝廷尽快推行自己的计划，徐光启还别有用心地上疏，他信口胡诌，在《台铳事宜疏》中声称自己通过利玛窦亲眼见过有关西洋大炮和炮位的图纸：
臣遂将前购炮来历具题 …… 至本年十一月解到，权于演象所寄放，以俟购募精艺夷商前来教演。”
掌权后的李之藻迅速命人将留在江西广信的四门西洋大炮运至北京，同时，以此为借口，安排耶稣会传教士进入军队担任教官。
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前线战事紧急的契机，让明熹宗朱由校允准了其计划。
而后，负责兵器制造的工部制定了相关方案。那么，时任工部尚书是谁呢？
教徒王佐。
王佐很快决定将传教士们引入兵工厂，并让李之藻进入工部，负责武器装备制造。不久，李之藻便有了新头衔——“光禄寺少卿管工部都水司郎中事”，负责“料理军需事”。
根据《明史·外国传》记载：
崇祯主政后，朝堂已经完全被教徒把持和控制。
徐光启却一路高升，位极人臣。
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徐光启对明思宗吹嘘，只要朝廷拨给他三五千人，大铳、中铳、鸟铳若干，就可以将清军驱赶出关塞。
“臣请得选士五千人或三千人，给与好盔甲，权用大铳八门，副以中铳二百门，鸟铳三千门，结为车营，转斗而前，必可驱之出塞。”
同月，徐光启上疏奏请，要求将龙华民、邓玉函等传教士纳为谋士，参与军事指挥与调度：
而后，大批洋人陆续渗透，进入京城守军，进入了工部军器局……
徐光启还不满足，又奏请，用炮、造炮、教演等一切事务，必须由西洋人主持。
在上疏中，他是这么写的：
彼时，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崇祯，耳目闭塞，对此建议一一采纳。
崇祯三年，二月初三，崇祯帝圣旨曰：
“铳夷留京制造、教演等事，徐光启还与总提协商酌行。仍择京营将官军士应用，但不得迂缓。”
崇祯三年，五月，徐光启《移兵部照会》证实了西洋人渗透明军的事实：
同年，身为大学士的徐光启还在《闻风愤激直献刍荛疏》声称：
徐光启宣称，只需引入四百名葡萄牙官兵作为前锋，便可在数月内将清军赶出河北，两年内收复辽东辽西。为此，必须将军队的指挥权全部交给传教士。
1633年，徐光启终于闭上了眼睛，追随利玛窦而去。
再来看看徐光启的后人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徐光启有个后人，名曰倪桂珍。徐光启是教徒，倪桂珍也是牧师。
后来，信奉基督教的宋嘉树，娶了信奉基督教的倪桂珍。倪桂珍是盛宣怀家中的女佣，盛宣怀的老板是李鸿章。倪桂珍有个儿子，名叫宋子文。
盛宣怀第七女名叫盛爱颐（1900-1983年），江苏省武进县人，俗称“盛七小姐”。“盛七小姐”曾经与宋子文有过一段感情，并在宋子文前往广州参加革命时资助过他一些金叶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以可萨犹大为首的美国国内资本就对庞大的中国市场迫不及待地展现出了浓厚兴趣，迫切要求美国政府尽快与中方达成各种协议。
1945年11月21日，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议》，由此，美国军用和民用飞机都有了在中国领空作各项（军事）调查、侦察的充分权利。
1945年12月27日，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美国对中国货币拥有独占权，由此，中国丧失了国家最核心的权力——货币主权和金融主权。
如果国民政府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可萨犹大财阀通过该协议以及可能的补充协议将可以十分顺利地在中国建立类似于美联储的私人机构“中联储”，以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全国人民将沦为西突厥后裔可萨犹大的金融奴隶，且永生永世难以翻身。
1946年5月，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成渝铁路修建协定》，规定美国拥有该铁路的相关权利。
1946年8月31日，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中美战时剩余物资出售协定》，将美国存放在印度、中国以及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原价为8亿元的物资，以低价售让于国民政府。作为回报，国民政府又于美方缔结了《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依此协定，三十年内，中国所有海港，美军舰皆可自由入使用。
换句话说，中国全部海港皆有美军霸占，中国领海全部由美国海军控制。
1946年9月，该事件披露。同年9月22日，上海报纸转载美国杂志世界报消息：
“中国为了购买八亿余元美军剩余物资，已允许美军舰在卅年内，可在中国沿海船坞中修理。”
同年9月28日，英文杂志新闻通讯载：
“美国剩余物资附有三十年秘约船坞协定，依此协定，三十年内，中国所有海港，美军舰皆可自由入使用。”
1946年10月8日，《粤汉铁路借款协定》在北京签订，其中规定设立“中美宪警联络室”。随后，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宪警联合勤务议定书》规定，设立“中美宪警联络室”，美军肇事，依“议定书”规定，“须由美宪警处理，警局有旁听权而已”，美国再次在中国取得治外法权。在此以前，美国与国民政府已通过美军事人员刑事案件条例，不久，又成立所谓“中美商务仲裁会”（后改为“中美商务公断会”），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在华治外法权的复活。
1946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又与美方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规定美国军舰可以在任何时刻随意进出中国领海、出入中国任何口岸，驻扎在任何地方或领水。该条约于1948年11月30日在南京交换批准书生效。
这种特权的开通，表面看似乎没有将国土割让给美国，但就条约的内容而言，这是国家独立主权的丧失，与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彻底接受西方统治有何差别？
美国军舰出现在了黄浦江上。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是在以可萨犹大为首的美国国内资本的强烈要求下，以尽可能快的方式签署的。
1943年底，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在陈述拒绝给予中国10亿美元贷款的理由时提到，因为中国打算在战后采取“封闭经济”，除非中国考虑美国的工商业和金融利益，并接受相关的一系列建议，让在华美人及美国利益享有与在美华人相匹配的权利”，否则，中方也勿要寄希望于刚成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
1944年4月，美国打探到中方草案的若干内容后，立即展开研究。
1944年底，高斯回国述职，与国务院商业政策司官员讨论美方对策。
1945年2月，美国国务院完成长达58页、总计30个条款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草案，涉及面相当广泛，其中有两条颇为引人瞩目：
第3条，外国公司社团地位与国民待遇。美方要求一方公司社团无论其在本国“有无常设机构，分事务所或代理商”均应得到他方的法律认可，且公司社团的权利比以往美国与他国的任何商约都广泛得多。
第15条，自由贸易原则。不设垄断限制，在外贸中实行“无条件和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也就是说，可萨犹大财阀准备通过金融入侵、经济侵略的方式，来实现对中国各类国计民生产生的实质性垄断，包括但不限于自来水、电力、粮食、医药、教育等等。
其他条款也是令人触目惊心。
“中国全部领土、全部事业一律对美国开放” ，规定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之一切口岸、地方及领水内”自由航行。在紧急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开入中国任何不开放的“口岸、地方或领水”。
若用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全部领土、全部事业一律对美国开放”（1947年11月20日，顾维钧在纽约美全国对外贸易会议上的演讲辞）。
这是一份比《辛丑条约》还要无耻、还要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
1945年4月2日，美国驻华使馆将此草案交于国民政府，作为双方洽谈的基础。
高斯回国后，继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宋子文庆祝《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成功签订。
1946年8月30日，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中美航空协定草案》。1946年12月20日，《中美航空协定》正式签订，美机可在中国领空任意飞行不受限制，并具有军事性降落权，中国领空主权从此全部落入美国手中。
1947年1月，《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签订，据合众社报导，其内容为：“根据这一协定，一日发生战争时，美国与中国将共同使用青岛海军基地。”等于强迫中国承认了美军占据青岛这一既成事实，还暗含挑拨中国军事反苏的性质。
1947年7月，《滇越铁路管理与川滇铁路修筑协定》签署，规定美国对上述两条铁路具有管理、建筑和控制的权利。
1947年10月16日，《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在哈瓦那（日内瓦）签订，中国从此失去关税自主权。
1947年10月17日，《美军驻华美蒋秘密协定》签订，其中规定“美军留驻中国，将直至两方政府认为无继续留驻必要时为止”，实际上承认了美军在华无限期驻军，无限期占领中国的“合法”权利，且在法律上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和管辖。这不就是日韩驻军的翻版吗？
1948年7月3日，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双边协定》，规定美国和各美占领区商品可以来华倾销，相当于实施垄断。
1947年10月27日，《中美救济协定》签订，美国取得在中国进行奴化教育的领导权。
1947年12月8日，《中美海军协定》签订，这是同年十月公布的美军驻华协定的扩大版本，由美国帮助中国建立海军机构，包括组织、舰队、军港、基地学校等，并培养训练干部，包括控制监督。中国必须向美国提供海军情报，并报告一切。
1948年8月5日，《中美农业协定》在南京以“换文”方式成立。
……
在《中外旧约章汇编》三册中，第三册是民国的（1919年以后)，这也是最厚的一本。
由于宋子文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其母亲更是利玛窦洗礼的门徒“徐保罗”（徐光启）的后裔，因此这个家族长期以来都与境外宗教和资本势力保持着密切关系。在解放战争前夕，作为可萨犹大财阀在华代理人的身份，接连与美国签下如此密集的各种卖国协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知道历史的真相后，大家觉得徐光启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与利玛窦一样，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是“圣人”，但却不是为中华民族，而是为西方。
有些人，总是把别人想得太好，是要吃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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