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陋至极，直至现在才拜读了著名的《窑洞对》。然而，欣慰的是，读之却一见如故。之所以敢如此“妄言”，是因为关于“周期律”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了很久。在深读、深思这篇经典对话以后，我思想的长跑终于可以暂告一段落。
回顾这番思考的过程还要从头说起：
当系统的学完了中国历史，慨叹朝代更迭、兴亡交替时，我不禁产生了许多疑问：我们是历史的尽头吗？我们的时代会终结吗？下一个“朝代”会叫做什么？想到这里，我感到了一丝恐惧，因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而我却想到了它的“后事”。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绝不可能是历史的尽头。第一个问题看似解决了，但是对后两个问题却更加困惑。
当系统的学完了近一个时期党的理论时，我找到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个答案是无比正确的。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党的先进性”、“与时俱进”等理论的提出，我看到了我们党的睿智，它始终没有停滞过，一直在不断地进化与自我完善，理论、方法、思路等等都在紧跟时代的潮流和历史的步伐。所以，在我的眼里，我们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政党，永远不会被历史抛弃，我们的时代也永远不会终结。就像《窑洞对》中主席说的那样，“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
当慢慢涉猎了一些哲学，自己从狂热与笃信中慢慢冷静下来时，我又重新思考了自己曾经提出那三个问题。尤其是在反复深读《窑洞对》后，我发现自己错了，黄炎培错了，毛泽东也错了。
周期律是什么？是历史规律的一种外在表现。千百年来，兴亡交替，沧海桑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了一切阻挡它前进的“小丑”，无论多么大的帝国，无论多了不起的英雄，敢于跟历史“掰手腕”，就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跳出周期律？就是凌驾于历史规律之上，想跳出历史规律，本身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黄炎培不是共产党员，有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然而，他不厚道的是，在《窑洞对》中却给主席下了一个“套”。更可惜的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唯物主义的倡导者、实践者——却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犯了一个很唯心的错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
任何客观规律都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跳出历史规律，任何人都不能，但我们可以顺应历史潮流。同样，我们也不可能跳出这“周期律”，任何人都不能，但我们可以决定这“周期”的长短。
历史从何而来？历史的规律又由谁决定？人民！人民才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只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党始终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那么，我们这个“周期”就不会过去，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甚至更长，但无论有多长，它终将有个数值。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人民就是永恒的，历史就是永恒的，它的长度是正无穷，直到人类社会彻底灭亡。所以，无论我们的周期有多长，也长不过历史，最多我们只能陪着历史走到它的尽头。这就是我们无法跳出“周期律”的原因。
我们的“周期”陪历史走到它的尽头——其实，这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决定能否“陪到底”的不是国家，不是政党，不是某个人，也不是某些人，仍然是人民。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的终极理想和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呢？我无法凭空地去想，只能靠我们学过并熟知的理论去推断。理论上的共产主义，是没有国家、没有政党的，更无所谓哪朝哪代。所以，单纯就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朝代”而言，它们终将消亡，也许它们想代表人民，也许它们能代表人民，也许它们可以为人民服务。但是，到那个时候，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社会发展极其完善，人民已经不需要了。这就是从我们的理论可以预见到的未来。
说到这里，始终未解的第三个问题才渐渐清晰，“下一个‘朝代’是什么？”这并不重要，因为所谓的“下一个”消亡以后还会有“下下个”，它们只是过程。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最终那个“朝代”是什么，是真正的“天下大同”。
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努力奋斗所要追求的吗？想到这里，我心甚慰！
附：《窑洞对》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
黄炎培在延安看得很仔细，过得也很舒心。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这次谈话促使他从延安回来撰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延安归来》，在书中他回忆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就是关于“国家兴衰周期率”的内容。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甚至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文｜leon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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