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与农具

　　我虽是农民的后代，但老实说，我不熟悉农具。
　　
　　然而，我却深深地知道并理解父辈们对农具的感情。那份感情，已然超越了人对物的留恋，变成了一种只有朋友、兄弟，甚至是父子，拟或是人与神之间的情愫。
　　
　　我不熟悉农具，是因为我与农具少有接触。这是时代使然，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辈有了离开土地离开农具的机会，虽然是近乎流浪般的奔走，虽然是始终遭受着城市的拒绝，但是，我们却也放弃了对农具的亲近。只有我们的父辈，他们一生都在泥土里摸爬滚打，对于他们来说，那一件件农具，犹如一根根接力棒，从千年久远的祖辈那里一代代传下，直到他们手里，靠它劳作靠它从土圪塔里刨出油盐柴米，养家糊口。农具，就是他们赖以生存和传延香火的根本，农具就是他们永远感恩报德的衣食父母，农具就是他们顶礼膜拜的神仙皇帝，农具就是他们自己卑贱而又高贵的生命。
　　
　　好象是2002年吧，我家放在院子正屋里的打稻机被贼深夜偷走。为了找回它，我那年在花甲的父亲，在周围同圈进行了几近疯狂的搜寻，仍是无功而返。那时我在衡阳某局办公室做打工秘书，便打电话给家里，说一个打稻机就三四百款，我出钱给家里再买一台得了。母亲说，买是得再买一台，但在你父亲心中，就是再买十台，也抵不了失去家中任何一件农具的那份痛苦。说着，母亲哭了起来，她哽咽着说，就象三十七年前，你那一岁多的大弟去了，再给你生了三个弟弟，那份心痛也无法……母亲无语，我也无语。
　　
　　面对农具，父辈们总是心怀着一种虔诚，不容许任何人对它有丝毫的亵渎。哪怕你是掌握着他们命运的官，哪怕你是他们亲生的儿子，他们同样敢于对你翻脸！
　　
　　曾听父亲说过一段关于保卫农具的传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年正是“双抢”前夕，生产队的一些打稻机、水车、风车、犁耙，还有各家各户的箩筐、淤箩、锄头、耙头等农具都急需修理，于是从外面请来了几个木匠、篾匠。又怂恿院子里一家曾有祖传铁匠手艺的农户，重新开炉打铁。不料这事传到了上面，很快就有干部下来，说那些木匠、篾匠擅自出来搞副业，还有那家农户架炉起火，是资本主义尾巴，某天，上面来了二位干部到院子里，要抓木匠、篾匠和铁匠，还要没收铁匠家那些父辈们送来修理的锄头、耙头，以作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战果。
　　
　　这下惹恼了我的一班那时还很年轻气盛的父辈，他们齐刷刷站出来，捏紧了拳头的手臂，闪着古铜色的光芒，就象他们平时握惯了的扁担和锄头、耙头的木把，是那么的威风凛凛，那么的不容侵犯。我的一位堂伯大声宣言，抓我们可以，斗我们也可以，但决不允许你们拿走我们半件农具！结果，农具保住了，这位堂伯却被抓去关了半个月。各家各户轮流送饭，仿佛是去慰劳一位落难的英雄。
　　
　　家乡的父辈们爱农具，有时爱得让人匪夷所思。早些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堂伯，他的独子在县城买了新房，老伴和儿孙们却搬到城里去了，就是他不肯去。他说我要留在院子里守家。儿子说，家里能搬的东西都搬去了，几间空房还守个啥？他一听就发火，拿着一把锄头在屋地上使劲地顿，大声地质问儿子，这不是家什是什么？儿子说，这些农具我们用不着了，我已经跟几个叔叔讲了，送给他们。堂伯一听更是火冒三丈，大骂儿子说，我咋就养了你这个翻身忘本的败家子呢？你勾着狗脑壳给我听着，老子的东西你少替我做主！儿子嗫嚅道，我话已经讲出去，吐出去的口水总不好意思收回来吧？堂伯说，那好吧，你拿六佰块钱出来，一人给他二百款，让他们自己到街上买去。当下硬从儿子那里拿了钱，自己亲自去送钱，还将三个弟弟拿去的二根扁担、一把耙头、一担淤箩、三把镰刀要了回来。
　　
　　待一家子去了县城后，他独自住在院子的老屋里，整天伺弄那些农具，又洗又擦又修又补，还将一些铁器农具上的锈打磨得干干净净，然后涂上桐油，整整齐齐地置放在自己住的那一间屋子里。再后来实在闲得慌，就去干涸的水塘里挖塘泥，用淤箩一担一担里地挑到一块满是乱石的山地上，晒干后又用锄头一点一点地锄碎、平整，花了三个多月，竟然让他造出了一块半亩来面积的上好庄稼地。这下不但他自己整天有事做了，而且那些闲置的农具也派上了用场。每天，他或是挑一担淤箩，或是扛一把锄耙，或是拿一把镰刀，起早摸黑地在那块地里过日子。种茄子、辣椒、大豆、绿豆、花生、芝麻，反正是各种时令作物一应俱全、应有尽有。除了自己呷外，还隔三岔五上城里给儿子送一回。院子里如果哪家一时短缺某些蔬菜，他也送去一些。
　　
　　儿子知道父亲的脾气，就将本来想说的阻止他劳动的话咽在肚子里，只是说，爸，你要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别太劳累了。再说儿子也不缺那些买菜的钱。
　　
　　堂伯只是口里答应着，仍然每天起早摸黑地亲近那些农具。不想有一天，在挑火灰种花生时跌了一跤，摔伤了左腿踝子。第二天儿子闻听后赶回家，冒看到父亲在床上躺着，就径直来到那块地边，果然见父亲左手拄了一根扁担，右手不时从衣袋里掏出花生种，弯腰往打好的小土凼里撒。每一次弯腰和直身，都显出一种艰难和吃力。儿子见了，二话没说，操起地上的锄头就往旁边的小水塘里扔。只听砰嗵一响，四尺来长的锄头把只在水中晃几晃，便没入水里不见了踪影。堂伯气得浑身发抖，想举起扁担打儿子，却一个趔趄跪倒在地。儿子赶紧过去扶起父亲，谁知堂伯刚站起，摔手就给了儿子一耳光。然后手指水塘大喝，你个畜生赶紧给我把锄头捞上来！
　　
　　其时正是四月天气，打赤脚下田都感到水冷得咬脚。但我那位堂兄在父亲的喝斥下，却二话没说跳进水塘里，潜入水底硬是将那把锄头摸了上来。
　　
　　后来听堂兄说，当时看见父亲双眼蓄满了泪花，他才彻底懂得父亲与农具的那种深切感情。那是一种父子之情都无法替代的眷恋，那是一种自身安危都不能换取的痴迷。堂兄说，作为儿子我不忍心，伤了年事已高的父亲这份贮蓄了七十来年的感情。所以，我只能跳入水塘捞上那把锄头，给父亲一个安慰。
　　
　　我那位堂伯呢？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曾采访过我们镇里一位退休老教师。他早年被划为右派，回到农村种田达二十多年。后来摘帽平反，也就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七十岁那年入党，我采访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关于他的新闻。但是，更让我感动的是，我没有写进新闻的那些关于他与农具的一些细节。虽然他的儿子也是教师并不种田，然而他家却是全村农具种类最多最全的一家。从他父亲到他自己，所有的农具，也不论好坏，都保存着。连我们乡下绝迹多年的马灯、蓑衣、黄桶、椎子(一种碾米的手推工具)都应有尽有。当然，他不仅仅是将这些农具保存着，他还空出了二间屋子，进行专门的陈列，每件农具都配备了一个档案袋，将农具的名称、用途、变迁以及购买和使用年代，记载得清清楚楚。他将这二间陈列室取名为农具博览馆，免费向村民和中小学生开放。每当有人来参观，他就担任义务讲解员，讲述这些农具的历史。他对我说，这些农具都是我的祖辈和我用过的，它们的身上都曾流淌过我们无数的汗水，甚至还有鲜血，它们仿佛就是我的胳膊和大腿，仿佛就是我的灵魂，总让我无法割弃。它们虽然生相土陋，却是我们农民世代赖以生存的工具，有些尽管现在已经不用了，但我们仍需记住它们，感恩它们。
　　
　　就是这位乡村老教师，后来竟然做出了一番更加非常的举动。在他去世前夕，他留下遗愿，嘱咐子孙们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后事。这是怎样的一番意愿呢？原来，早在生前，他就为自己写了一篇“悼词”，整篇悼词没有一字写自己的功过，所述的都是自己对那些农具的不弃情怀。他在遗嘱里说，自己的追悼会上，只允许念这一篇悼词。而且，他还自己念稿并录了音，让儿子到时在录音机里放出来就是了。他说，自己的情感，我要自己来表达。
　　
　　早在那次采访时，这位老教师就向我发出了邀请，在办他的丧事时，要我一定要去。他说，我会留下话让儿子亲自来请你。可惜的是，第二年我就离开家乡外出奔波，一直到现在。那位老教师已在数年前作古，我也就失去了聆听他最后一次对农具情感诉说的机会。
　　
　　现在，我常想，老教师的那篇悼词难道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吗？也许，它在无意之中表达了一代农人对一段历史，对一个时代终结的纪念。
　　
　　父辈总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即使仍然在世，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鸿沟。也许，作为农具才可以成为两代之间相通的桥梁。
　　
　　然而，我却分明看到，这座桥梁正在轰然倒塌。
　　
　　在乡下父辈们逝去后，失去了情感家园的农具，必将成为无家可归的弃儿。（文/彭建华 2010年1月11日于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