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串“习三年”的主线一定是习内心深处的一种理想主义情愫——它决定了习的治国目标、治国模式，我把这种理想主义概括为“建设一个清洁社会”。
今上执政已满三年。怎样看待“习三年”？如今说啥的都有，四个字：聚讼纷纭；那么大的林子，什么样的鸟没有？《后汉书》曰：“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然兹事体大，我还是下笔了……
今儿先讲内政。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元素，如果以最大善意和正能量的视角，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用一句话或一根主线，恰如其分地将习这三年在内政上所做的事情贯串起来、形成我们观察和评价“习三年”的最重要的窗口和标杆？其实已经有不少人在做这件事了，有人说“中国梦”是唯一红线；有人提出“8341”：八项规定、三严三实、四个全面、一带一路；有人说“拨乱反正”；有人说“救党救国”，等等——我感觉上述都没说到点子上……我认为贯串“习三年”的主线一定是习内心深处的一种理想主义情愫——它决定了习的治国目标、治国模式，我把这种理想主义概括为“建设一个清洁社会”……
首先是清洁的权力。习坚持获得权力的过程和方式必须是清洁的，买官卖官必须严惩与杜绝，任人唯贤，四海归心；习坚持运作权力的过程和机制必须是清洁的，“权力寻租”全党共诛。其次是清洁的财富。习无法容忍“首富后面必有首长”式的靠权谋财的肮脏的财富获得方式；他亦无法容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财富分配方式——他是现常委中唯一公开亮剑“共同富裕”的领导人……再次是清洁的文化和教育。在习时代，“台上圣人台下坏人”，“人前教授人后野兽”的畸形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最后是清洁的环境（生态）——三十年经济高增长的环境代价是一百年都未必修复得了的生态危机，谁之过不能说，谁买单、谁善后却一清二楚：这囗大锅习不背谁背？！
太多人告诉我：三年前习上台时他们绝对想不到习会把中国搞成今天这样！我说，这样是哪样？无非是“官不聊生”、“商不聊生”、“星不聊生”，一言以蔽之，一切以肮脏的手段和方式获得异乎寻常的权力、财富和名利的路子统统都走不通了、堵死了，而且，更要命的是，过往通过这肮脏的路子爬上来、发起来、红开来的官员们、老板们、艺星们已经并正继续不断地遭遇失联、清洗和惩罚——算总账的日子、放胆混总要还的日子越来越近，不，对很多人来说，噩梦已经开始了……今上眼里容不下沙子、心里存不下坏人恶人，置个人荣辱、安危于不顾，不惮得罪天下精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誓与邪恶决高低——他是要勇毅建设一个清洁国家啊：当官的干干净净当官，经商的干干净净经商，所有行业都须干干净净，中国风清气正，是为“清洁国家”……自然，清洁必然是要将肮脏置于死地，因而肮脏对清洁的刻骨仇恨和殊死抵抗亦是必然的——明乎此，今上重提“阶级与阶级斗争”、重提“专政”的背景与由头即不言自明……概而言之，现代社会主要是由精英引领与主导的，不待说，这里的精英往往是指由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组成的精英联盟——“习三年”不依不饶拿精英联盟开刀、对权贵集团下手，它所引起和诱发的中国社会的板块式震荡和持续性紊乱是可想而知的——我曾做过一个不规范的社会学调查和统计：一个精英（或官员或企业家或别的什么人）坐牢平均会引起36人（家族、友人与同僚）的恐慌与仇恨，一个精英被查平均会咬出（揭发）22个犯罪嫌疑人……习打破了精英阶层的生存基础、游戏规则和安全屏障，精英乱则国家必乱，有人说中国进入了政治互害和经济互害时代，中国人成了“互害共同体”，如此这般，这国家太平得了吗、安定得了吗、和谐得了吗？这分明是毛祖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手笔与节奏啊，只是大乱已见苗头，大治则萍踪飘忽……
据说邓生前在最后与胞弟的谈话中已敏锐觉察到了“发展起来的问题比不发展的问题更多”。加尔布雷思最早提出建设“丰裕社会”。应该说邓让中国进入“丰裕社会”。问题是丰裕之后怎么办？当年薄针对邓的“发展是硬道理”石破天惊地提出“不讲民生的发展是没道理”……习坚持发展的成果一定要普惠人民，不然的话，贫富分化的丰裕有何意义？更遑论腐败的丰裕和一个肮脏社会的丰裕了……因此，建设清洁社会，是中国在进入丰裕社会之后的必然选择和现代文明的硬性规定——从这意义上说，“习三年”来之不易、功不可没……困难的是，我们究竟如何建设清洁社会？是用权力的魔杖直将社会折腾得人仰马翻、天昏地暗，还是踩着世界的主流节拍走、在宪政民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尤其是，对习新政之前的常态化、全国性腐败，谁都知道根子在中央，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理应由中央负总责，而不是让成千上万的下属官员和企业家承担罪责、甚至须付出身家性命及子孙前途的惨烈代价——这是让下级为上峰顶雷、让全党为中央扛祸、让国家为执政党蹈火……
只能说到这儿了。好在“习三年”后面还有“习七年”甚至更长。建设清洁中国，任重道远，道远任重，“清”需民主，“洁”靠宪政，除此之外，皆为损招阴朮邪法，一众以“学问”为仕途“敲门砖”之谋士，误党误国矣！（杨鲁军写于2015年12月18日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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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上执政已满三年。怎样看待“习三年”？如今说啥的都有，四个字：聚讼纷纭；那么大的林子，什么样的鸟没有？《后汉书》曰：“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然兹事体大，我还是下笔了……
今儿先讲内政。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元素，如果以最大善意和正能量的视角，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用一句话或一根主线，恰如其分地将习这三年在内政上所做的事情贯串起来、形成我们观察和评价“习三年”的最重要的窗口和标杆？其实已经有不少人在做这件事了，有人说“中国梦”是唯一红线；有人提出“8341”：八项规定、三严三实、四个全面、一带一路；有人说“拨乱反正”；有人说“救党救国”，等等——我感觉上述都没说到点子上……我认为贯串“习三年”的主线一定是习内心深处的一种理想主义情愫——它决定了习的治国目标、治国模式，我把这种理想主义概括为“建设一个清洁社会”……
首先是清洁的权力。习坚持获得权力的过程和方式必须是清洁的，买官卖官必须严惩与杜绝，任人唯贤，四海归心；习坚持运作权力的过程和机制必须是清洁的，“权力寻租”全党共诛。其次是清洁的财富。习无法容忍“首富后面必有首长”式的靠权谋财的肮脏的财富获得方式；他亦无法容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财富分配方式——他是现常委中唯一公开亮剑“共同富裕”的领导人……再次是清洁的文化和教育。在习时代，“台上圣人台下坏人”，“人前教授人后野兽”的畸形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最后是清洁的环境（生态）——三十年经济高增长的环境代价是一百年都未必修复得了的生态危机，谁之过不能说，谁买单、谁善后却一清二楚：这囗大锅习不背谁背？！
太多人告诉我：三年前习上台时他们绝对想不到习会把中国搞成今天这样！我说，这样是哪样？无非是“官不聊生”、“商不聊生”、“星不聊生”，一言以蔽之，一切以肮脏的手段和方式获得异乎寻常的权力、财富和名利的路子统统都走不通了、堵死了，而且，更要命的是，过往通过这肮脏的路子爬上来、发起来、红开来的官员们、老板们、艺星们已经并正继续不断地遭遇失联、清洗和惩罚——算总账的日子、放胆混总要还的日子越来越近，不，对很多人来说，噩梦已经开始了……今上眼里容不下沙子、心里存不下坏人恶人，置个人荣辱、安危于不顾，不惮得罪天下精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誓与邪恶决高低——他是要勇毅建设一个清洁国家啊：当官的干干净净当官，经商的干干净净经商，所有行业都须干干净净，中国风清气正，是为“清洁国家”……自然，清洁必然是要将肮脏置于死地，因而肮脏对清洁的刻骨仇恨和殊死抵抗亦是必然的——明乎此，今上重提“阶级与阶级斗争”、重提“专政”的背景与由头即不言自明……概而言之，现代社会主要是由精英引领与主导的，不待说，这里的精英往往是指由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组成的精英联盟——“习三年”不依不饶拿精英联盟开刀、对权贵集团下手，它所引起和诱发的中国社会的板块式震荡和持续性紊乱是可想而知的——我曾做过一个不规范的社会学调查和统计：一个精英（或官员或企业家或别的什么人）坐牢平均会引起36人（家族、友人与同僚）的恐慌与仇恨，一个精英被查平均会咬出（揭发）22个犯罪嫌疑人……习打破了精英阶层的生存基础、游戏规则和安全屏障，精英乱则国家必乱，有人说中国进入了政治互害和经济互害时代，中国人成了“互害共同体”，如此这般，这国家太平得了吗、安定得了吗、和谐得了吗？这分明是毛祖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手笔与节奏啊，只是大乱已见苗头，大治则萍踪飘忽……
据说邓生前在最后与胞弟的谈话中已敏锐觉察到了“发展起来的问题比不发展的问题更多”。加尔布雷思最早提出建设“丰裕社会”。应该说邓让中国进入“丰裕社会”。问题是丰裕之后怎么办？当年薄针对邓的“发展是硬道理”石破天惊地提出“不讲民生的发展是没道理”……习坚持发展的成果一定要普惠人民，不然的话，贫富分化的丰裕有何意义？更遑论腐败的丰裕和一个肮脏社会的丰裕了……因此，建设清洁社会，是中国在进入丰裕社会之后的必然选择和现代文明的硬性规定——从这意义上说，“习三年”来之不易、功不可没……困难的是，我们究竟如何建设清洁社会？是用权力的魔杖直将社会折腾得人仰马翻、天昏地暗，还是踩着世界的主流节拍走、在宪政民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尤其是，对习新政之前的常态化、全国性腐败，谁都知道根子在中央，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理应由中央负总责，而不是让成千上万的下属官员和企业家承担罪责、甚至须付出身家性命及子孙前途的惨烈代价——这是让下级为上峰顶雷、让全党为中央扛祸、让国家为执政党蹈火……
只能说到这儿了。好在“习三年”后面还有“习七年”甚至更长。建设清洁中国，任重道远，道远任重，“清”需民主，“洁”靠宪政，除此之外，皆为损招阴朮邪法，一众以“学问”为仕途“敲门砖”之谋士，误党误国矣！（杨鲁军写于2015年12月18日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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