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援蒋反共失败的现实，美国杜鲁门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于1944—1949年时期》白皮书。随白皮书一同发表的还有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写给杜鲁门的《附信》。白皮书及艾奇逊的信中大谈“对华友谊论”“否定革命论”“西方催化论”“极权政府论”等，以撇清罪责，为其对华政策进行美化和辩护。有鉴于此，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3—1517页。本文所有引文均出自这五篇文章。），不仅深刻批判了白皮书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帮助广大人民正确认识了中美关系史。
一、批判“对华友谊论”
白皮书开篇着重介绍了184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以模糊语句渲染美国“很早”就关注和关心中国，并借助宗教传播、慈善救济和文化教育等方式，团结中美两国人民和加深中美两国友谊。为了增强“真实性”和“说服力”，白皮书列举了几个实例，如利用庚子赔款培养中国学生、二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和二战时及二战后大量“援助”中国等，继而编造了美国始终维持对华“友好”外交政策的所谓“三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总之，反复强调近代美国对待中国非常“友好”而不是侵略和压榨中国，即所谓“对华友谊论”。
然而，这一论调的实质是美国为了改变对华形象而美化侵略。针对“对华友谊论”，毛泽东不仅深刻揭穿其真实意图和欺骗本质，更对其所谓的“对华友谊”事件逐条批判以还原历史真相。
毛泽东立足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立场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美帝国主义尽管采取了有别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手段和压榨方式，但并没有改变其侵略中国和压榨人民的客观现实，仍然在侵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阻碍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仍然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倾力打倒的对象。近代百年的中美关系无非就是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关系，以及侵略与反侵略的关系。所谓“中美友谊”，不过是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和长远目标，以干涉中国内政外交和欺骗中国广大民众而实施的“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传统政策”。其实质是美帝国主义与其代理统治集团之间的交易关系，是被美化的美国侵略论。因此，毛泽东指责“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
针对白皮书中列举的所谓“对华友谊”事件，如《望厦条约》、庚子赔款、治外法权和对华援助等，毛泽东一一进行了批判：《望厦条约》不是平等友好地对待中国而是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和美国人传教等；庚子赔款源于美国“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培养中国留学生旨在为美国侵华提供更多服务；治外法权虽名义上被废除但仍然使“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而逍遥法外；对华援助不是为了推动中国发展和满足中国人民利益而是为了“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和实现美国在华利益。针对白皮书中的“三个基本原则”，毛泽东暗讽道“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仍然保持着对华的“三项基本原则”，其他地方门户被封锁、行政被击碎、国土被控制，这都说明了所谓“三个基本原则”不过是美国推行的对华殖民政策。
二、批判“否定革命论”
为否定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并强调中国社会发展对美国的依赖，白皮书首先强调中国革命主要是由人口增多所致。他们声称，由于“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导致中国在19世纪以来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大规模革命运动。无论晚清政府、国民党政府，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府都着力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但“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进而认为，既然任何中国政府都无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那么中国人民单纯依靠革命运动来推翻失职政府，或迫使新政府努力寻求解决吃饭问题的可行路径都是无济于事。因此，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其实是“毫无意义”的，中国只有靠美国的面粉才有出路。
“否定革命论”实际目的是强调和渲染依附美国，迫使中国重新成为美国殖民地。对此，毛泽东的批判直指问题要害：中国爆发革命不是因人口增多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残暴统治所致，并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是以革命方式推翻三座大山，依靠人民大力发展生产，才解决了吃饭问题。
毛泽东指出，近代中国的革命与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是由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残暴压迫所致。无论美国的反英革命，还是中国的辛亥革命皆是如此。因此，近代中国爆发革命的根由并非“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近代历次革命没能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根源在于“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所以中国革命不是毫无意义而是非常重要，只有以革命方式彻底推翻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才能真正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毛泽东还批判了白皮书中“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的错误说法，自信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不靠美国救济，也能自行解决人民吃饭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呢？毛泽东旗帜鲜明地给出了解决方案——“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只有重视和依靠革命才能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是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属于人民自己的政权，进而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最终解决了吃饭问题。毛泽东反问：“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的那种‘吃饭问题’存在吗？”他用铁一样的事实说明，那些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一切悲观论调，都是完全错误的。
三、批判“西方催化论”
为了强调“西方的影响”对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白皮书高谈“西方催化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始终“驯服和融化侵入者”，“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和“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以高傲姿态忽略或歧视其他国家文明，即使19世纪中叶以后，当西方大国借助工业革命蓬勃发展之时，中国仍然保持夜郎自大姿态和闭关锁国政策，而中国民众得以觉悟并爆发革命，正是因为西方大国打破了中国的孤立状态，“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及先进文化。因此它得出结论：中国近代发展主要由西方大国带来的先进文化、先进技术和进取性所推动。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西方催化论”将西方的侵略、剥削美化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本质。“他（指艾奇逊）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造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积贫积弱的悲惨景象的，不仅是采取闭关锁国的晚清政府，更是采取残暴方式入侵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促进中国社会发展而是变中国为殖民地，实质是“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因此，“西方的影响”即西方大国传入的先进技术和高度文化，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中国发展所需，而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和霸占中国提供服务。毛泽东还深刻指出，“西方的影响”不仅催生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大量洋奴，还锻造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正是这些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阶级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变革和发展。因此，毛泽东强调，“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的反抗”。
毛泽东还指明，真正启发中国民众和推动中国发展的是发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强调，五四运动以前，面对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和无情压榨，中国人民不断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和方法，但是中国封建主义、旧三民主义、西方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等思想，“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幸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因此，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比“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不知要高出几多倍”。
四、批判“极权政府论”
为了诋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当时在解放区建立的人民政权形象，白皮书炮制了“极权政府论”。一方面，借助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抹黑为独裁残暴、灭绝人性、毫无自由的极权政府，批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没给国民党在解放区自由活动的权力，不仅封闭和禁止其新闻出版、言论集会、公开活动等自由权利，更集中军事力量予以打击。另一方面，将苏联政府定性为“赤色帝国主义”的“极权政府”，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污蔑为受苏联控制的“极权政府”或“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可见，所谓“极权政府论”实质是为了打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权威进而重塑美国对华“友好”形象。
毛泽东采取了先破后立的方式来批判。破，即有理有据地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的实质和中苏之间的真实关系，正面回击了“极权政府论”的刻意曲解。一方面，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正确地阐释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的科学内涵。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实行专政的政府。其本质是为人民服务、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和维护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坚决打击危害人民利益的一切反动势力。白皮书颠倒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的本质，是为美国侵华失败寻求借口，同时为恢复美国在华利益而“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另一方面，毛泽东指出，中苏关系的实质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向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的“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在苏联友好帮助下，推翻三座大山的残暴统治并建立人民政权。同时鉴于帝国主义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敌视和破坏，中国人民政府选择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因而，中苏关系不是中国受制于苏联而是友好交往。美国捏造的“受苏控制论”，是以挑拨中苏关系和激化中国内部矛盾来实现自己称霸世界的险恶目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白皮书“装作坦白，是为了作战的目的”。立，即指明帝国主义才是真正的极权政府。
毛泽东立足人民立场指出，白皮书中所指的右派极权政府，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而是“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虽然表面宣传全民民主，但是真正享受民主的只有资产阶级，而普通民众不仅不能享受同等民主权利，还遭受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和剥削，甚至当国内阶级斗争紧张时，“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赤裸裸地镇压人民大众。资产阶级统治实质是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因此，毛泽东强调，不管是美、英、法等所谓民主政府，还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政府，都是对人民大众实行专政和危害人民利益的极权政府。
毛泽东对白皮书中错误论断的全面批判，展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真实图景，澄清了近代百年来中美之间关系的实质，不仅帮助当时的中国人民认清了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与援蒋反共的政策，也警醒了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抱有幻想的人，促进了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团结斗争，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赢得了群众基础。
纵观毛泽东的批判过程，有三条原则贯穿始终。第一，以唯物史观批驳唯心史观。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唯心史观是白皮书中历史虚无主义论调的思想根源，只有唯物史观才能将其批判驳倒。他运用阶级矛盾论，揭示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进而严格区分了代表腐朽落后的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与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人民大众对待中国近代史及中美关系的不同态度，指明只有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人民大众的认知才符合历史真相和发展规律。基于此，毛泽东全面批判了白皮书对中国近代史及中美关系的捏造和歪曲，还原了中国近代史及中美关系的事实真相及本质。第二，以集体主义批驳个人主义。毛泽东指出白皮书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代表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狭隘利益，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或小团体主义色彩，不仅不能代表更是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因此，毛泽东将白皮书中的种种历史虚无主义论调置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诉求及历史发展过程的情境中加以审视，彻底拆穿和批判了其经过美化的“友谊”和为维护狭隘利益而损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实质。第三，思想批判与中心工作相结合。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广泛团结人民群众以争取革命最终胜利并建立新中国，因此，毛泽东在批判白皮书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时，不仅注重揭示和批判其本质意图，也积极消除其可能引起的思想混乱，以提高人民大众的政治认知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夺取中国革命最终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原则与方法对于当前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仍具重要意义。（来源：《党的文献》，作者：蒋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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