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年宪法，看到这样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其中“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这几个字，是这段表述的“龙眼”所在，有这几个字，人民的权力就能够得到保证;没有这几个字，人民权力的保证就要大打折扣，或者就很难落到实处。可惜的是，在以后的法律表述或其他条文中，这几个字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很难找得到了。
“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是毛泽东时代的典型特征，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的符号，这也是毛泽东毕生探索、追求和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体的核心内容，实际上也是早期共产党人的集体追求。1928年的中共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了十大政纲，其中之一为“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同年11月毛泽东写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就地方政权中存在的问题说：“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是真正的权力机关。”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为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广大的农民与劳苦群众走向社会主义，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未来国家的“国体”和“政体”进行了明确的叙述，关于“国体”，他说：“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对于“政体”，他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毛泽东认为：“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从法律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1954年9月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化了这一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民治国的先河，“工农兵为主体”是确保人民治国得以落实的关键因素。为了确保“以工农兵为主体”，毛泽东时代除了在制度上的予以确定之外，还通过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持续性的社教，在政治上开展多种形式的运动，以取得工农兵权力的稳固。因为早在建国之前，毛泽东就充分认识到工农兵取得权力和稳固权力的极端复杂性和困难性，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这样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敏锐并极具预见性的提出了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论断。毛泽东时代，现在很多人认识那时斗争多啊，运动多啊，好象多么不堪回首似的，但只要经过认真深入的学习和思考，这些斗争恰恰是工农阶级与潜在的新生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些运动恰恰是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体的运动。毛泽东给予人民的，是他念念不忘的初心。1966年国庆节，73岁的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3000多名工农兵代表分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大会。1968年国庆节前，75岁的毛泽东邀请全国各地工人代表参加国庆观礼，还邀请部分省市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辽宁工人代表还住进了专门负责毛泽东警卫的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据毛远新同志后来回忆说，一位抚顺煤矿的老工人激动地说：“开天辟地以来，谁听说过，一个挖了一辈子煤的煤黑子，能住进中南海，住在毛主席身边。”毛泽东听到这个说法后，跟毛远新说：“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关系也搞颠倒，我看，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农的地位是处在逐步提高之中的，工农的话语权是掷地有声的，这从各级人民代表中那些数目众多的工农面孔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些来自于中国最基层的工人和农民代表活跃在最高权力机关中，他们的脸孔里洋溢着执政的荣光。据统计，至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农兵代表的占比高达到67.95%，其中工农占比51%。即便到1978年的人大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工农代表仍占47%。之后的局面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农代表的比例以惊人的速度急速下滑，→28.6%→23%→20.6%→10.8%→4%，这是怎样的变化?可以说，“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说的再清楚一些，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体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农从权力机关中被几乎完全地踢了出去。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大腹便便的各级官员，趾高气扬的大小资本家，珠光宝气的各界精英，他们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莫名其妙的成了人民的代表，代表起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来了。这四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所引发的各种奇妙于是就出现了，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有之，胡言乱语者有之，言不由衷者有之，言不及义者有之，外国公民者有之，集体贿选者有之，甚至有许许多多的人大代表干着反毛仇共的勾当，简直叫人不忍直视。好在，这种奇异世情的出现，也在教育人民，也给出了更多社会难题的答案，为什么各种象工人大规模下岗、国有集体企业私有化这种欺民害民的国策会堂而皇之地连连出台?为什么老百姓深受其害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公问题的解决方案迟迟不能出台?现在不是很清楚了嘛，“工农兵”代表没有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政体已实际瓦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徒有虚表而无其实，与其谋求工农权益，跟与虎谋皮还有什么两样?
“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筋”，抽了这个筋就意味着政体的改变。现在基层人民代表选举也是流于形式，甚至连这个形式也在许多地方不用了，一纸公示就行了，人民代表名额成了官员的世袭品，自然也就不用搞什么选举了。我生也四十余载，只经历过两次人民代表选举，一次是街道的，一次是金融系统，他们给出的几个名字我也很陌生，选谁也是一头雾水，近10年我连这样的形式上的权力也给剥夺了，我再也没有享受到选举权的滋味，而人大代表年年有，都是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人物。2016年爆出的辽宁省全国人民代表贿选案，从表面上看只是象腐败的社会现象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但实质上绝不是这么简单，为什么达官贵人们那么热衷于代表人民?因为他们看中的是人民代表的权力，它是这个政体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代表了人民，虽然这很滑稽，很可笑，可是中国有句古话啊：“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们获取了这个权力，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行他们想行的“令”。
“以工农民代表为主体”还会回归吗?这应是一句“天问”，只有天知道。这几个字，字字都有千斤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最终写进了宪法的，想想它有多么来之不易吧，要想回归又谈何容易?但毛泽东已经给中国人民提供和尝试了这种可能性，这种争取权力的斗争就一定会在中国的大地上连续不断的上演。（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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