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东北抗联，很多人其实不是太清楚，只知道东北抗联的结局是以失败告终，过程比较悲惨，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中央也不太待见，解放后也很少看到有公开的评价。
实际上东北抗联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而是共产国际的队伍，由王明指挥。共产国际加王明，这神奇的组合对于中国革命的破坏力后来在江西的中央苏区展现的淋漓尽致。
对中国革命来说，最可怕的不是常凯申有德国顾问团了，也不是常凯申有多少德械师，更不是什么碉堡战术。最可怕的是：共产国际派王明来领导革命了。
一
我们从头来说。1931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教员当选为主席，项英、张老四当选为副主席。而独自在东北的杨靖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之后王明夺权，王明控制的中央给东北抗联和杨靖宇埋下了无数神坑。
也就是说，1932年，从那年起，东北抗联和杨靖宇开始孤独的面对一个强大的日本，一个把几百万国军打得一路败退的日本，一个敢于挑战美国的日本，而东北抗联和杨靖宇独自硬刚了日本八年。
直到1940年杨靖宇牺牲，东北抗联以失败告终，中央还没有取得全国性优势，各根据地大部分还在挣扎着，毕竟自己卧榻之侧还有几百万敌人在酣睡。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东北抗联这件事有一个系统性的认识，否则我们就不会认识到杨靖宇、赵尚志等人的伟大。
二
1，上级领导不如关内有力。九一八事变时，东北有中共满洲省委总领东三省，接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顾顺章叛变后，中央转移至苏区，满洲省委与中央关系断绝，后接受中共驻苏联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确切的说，当时的代表团领导人为王明、康生，此二人真真是读书人骨头软，一吓尿一裆，一顿骚操作后，整个东北的形势，没啥好说的，就一句话：坚持一片大不好。
此二人经常作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方针指示，搞得前方诸将心存疑虑争执不休，然后赵尚志就被说是犯了路线错误开除党籍。赵尚志虽然最终是死于叛徒、日寇手中，但对他最初也是最狠的一次打击却来自同志之间，在背后打了一记闷棍，到现在也是千古之谜说不清楚了。
最严重的，他俩解散了满洲省委，分别成立南满、北满、吉东各省委，俱接受代表团领导节制，这是最大的错误。导致东北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核心，相互之间各自为政、各自为战，战略配合想都不用想，不时相互指责对方犯了路线错误，鬼子进村了还在开会辩论辩论路线。
要讨个说法、辩出个对错，官司还要打到莫斯科，又没有电台，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狗，党的指示等到落了地都过去大半年了。王明康生在莫斯科啃着面包，管不了那么多、也管不了那么及时，就是喊喊战略口号，什么“武装保卫苏联”这种不着调的。着实苦了前线这些纯爷们了。等到代表团解散，东北各省委更是成了没娘的孩子，既然上面没人管，就自己说了算。
再加上又都是带兵打仗的暴脾气，各省委下面又都有部队，步调不统一，各吹各的号，也很正常。这已经很不错了，抗联领袖们都是很优秀党性很强的共产党员，能开个联席会议讨论讨论，明白党性党纪。要是国民党，早就军阀混战撕破脸抢地盘了。而日军，则是组织严密，如心使臂。后来总结抗联失败原因，亲历者们都认为，缺乏统一领导是第一教训。简而言之，缺乏统一领导甚至没有了领导、路线错误与纷争内耗、中央指示落地慢。
在这种情况下，抗联领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想要和中央取得直接联系，都没有成功。杨靖宇曾多次组织西征，每次都组织最精锐的部队、挤出最好的装备，表面上大家都知道他的目的是扩大游击区，转移敌寇的注意力，开辟新的根据地，但他最深层的目的是想和据说已经在冀东辽西活动的八路军接上头，取得与关内的直接联系。可惜，天时地利种种原因，西征都失败了，损兵折将。
2，东北民情比关内要差一些。首先，人口密度小，人口稀疏。教员的法宝之一为：人民战争。重点就在于发动群众，形成汪洋大海，军民如鱼水，寓军于民，从群众中获得力量。而东北地广人稀，多荒原、原始森林，棒打獐子瓢舀鱼胖胖的野兔钻锅底，虽历经多年闯关东，仍然无法与关内相比。
所以，抗联想要从群众中获得补给恢复的难度也比关内大，北满尤其大。等到日寇开始搞“并屯”、“集团部落”，隔断军民联系，抗联的生存就难上加难了。
再者，关内以汉族为主体，关东是多民族混居，日本人狡猾地挑拨民族矛盾，人为制造不和，也是因素之一。比如，伪满中最有战斗力的伪军是蒙族人的几个骑兵团，给杨靖宇、赵尚志先后造成过很大麻烦。且最野蛮，颇有蒙古骑兵的野蛮遗风，所到之处烧、杀、奸、抢无恶不作。一边作恶，一边还问：“以后还杀不杀鞑子了？！还杀不杀鞑子了？！”说着又是一刀……唉！
3，抗联不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经受住了长期斗争的考验，部队里有大量的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作为骨干力量，坚决贯彻党的领导，作战意志坚决。抗联是一少部分共产党员做工作，临时拉起来的东北军残部、绿林队伍，成分极其复杂，而且缺乏信仰坚定的骨干力量，缺乏整编，作战意志并不坚定，党的干部严重缺乏又加剧了这一情况。
所以抗联当中很多部队只能打顺风仗，脸上都写着“买一送一”四个字，打仗全靠一颗红心两手没准备。知道的是去打仗，不知道的以为是参加农展会。这也导致后来抗联中出现大量叛徒，其原因就是当地党组织根本没做好准备，导致抗联的成分来源太复杂了，而且缺乏足够干部，也没有经过非常系统的军队改革。纵所周知，三湾改编之前的红军也是频发叛变的。
4，军事角度看，抗联数量质量战斗力不如关内的八路新四军。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还是有必要比较一下。抗联的建军过程其实与红军一样，少量共产党员做种子，发动组织群众，拉起队伍，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但是，关内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已经是经过十年锻造的钢铁雄狮，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不认同这一点的可以去翻翻斯诺的《西行漫记》。但是抗联不同，拉起队伍没经过打怪升级，经验值还没攒起来直接就扔狼群里直面头号大反派了。从几十个、百十个共产党员开始起步，打仗的经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都无法与八路新四军相比。
简而言之，整体全方位长时间的敌强我弱态势，导致了抗联的“三多”，英雄多烈士多叛徒多。前俩多就不多说了。叛徒多，45年光复后，关内来的八路觉得纳闷，大家骂人最狠的就是骂人“王八蛋”啥的，老抗联骂人最狠的是“麻痹的你个叛徒！”说着眼里就冒火。抗联老战士最恨的就是叛徒，深受其害，杨赵二人最终都是死于叛徒汉奸之手。
不过话说回来，不说别的，面临以上这些条件，我敢说，我们有一个算一个放到那时候全都得叛变，那年月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吃没得吃穿没得穿，杨靖宇将军那个级别的肚子里还有棉花，那一般战士得什么样？加上政治教育落实不到基层，还得互相提防着是不是同伴把自己出卖了，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甚至说即使叛变，只要不是亲手杀了自己同志，我都能给予理解，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
三
简单的回顾了下东北抗联的往事，忽然想到高晓松先生曾经说过：北方人抗日不积极。
电影《八佰》的编剧葛瑞也有过“电影讲的不是从人到英雄，而是从畜生到人”的表述。
在自己是人还是畜牲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民和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自古以来就拎的非常清，用不着某些人来自作多情。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人民组织游击队，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军对东北的占领。
1932年春，满洲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杨君武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吉林省磐石县发展武装力量，开展反日游击战争，并在那里创建了磐石工农义勇军，后来又派大名鼎鼎的杨靖宇去领导这支队伍，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东满地区，省委派童长荣任特委书记，创建了延吉、和龙、珲春和汪清等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北满和吉东地区，省委派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等，先后创建了巴彦、海伦、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许多游击队。
1931年和1932年是什么概念？
纳粹党1933年才竞选获胜上台组阁。而在1931年和1932年，它是一个得票率未曾超过40%的在野党。
也就是说，早在法西斯力量彻底露出獠牙之前，中国人民就已经开始奋起反抗法西斯力量了。中国人民的血肉之躯，是保卫人类文明不受法西斯残害的第一道防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是中国人民打响的！
那些穿着烂棉袄，拿着杂牌枪，缺吃少穿但目光如炬的游击队员身上，蕴含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原初也是最纯粹的合法性，仅就政治合法性而言，远超英美法等祸水东引最后引到自己头上的绥靖妥协份子，甚至超过了对纳粹德国进攻时间抱有幻想，疏忽大意的苏联。
更进一步的说，“中华民族”这个构建成型于抗日战争中的民族概念，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彻底的毁灭并埋葬法西斯。与法西斯抗争到底，只要一息尚存便不可战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神圣胎记，是我们的昭昭天命！
我们生而为人，用得着你来提醒？
至于北方人抗日积不积极的问题，我只能说：
冈村宁次的华北平原村村通公路工程，不是为了扶贫，而是为了扫荡。
华北农村密集的网格化公路，是敌后战场烈度永恒的证明。
最后，让杨靖宇将军“复活”十秒钟.
（来源：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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