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国内天灾，一个是边境安危，一个是他国内乱，结果都能让中国老百姓直接间接想到毛泽东。这很能说明人心的向背——危难之际，有几人想到“公知”、“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有几人会把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把自己贬为“低端人口”、“垃圾人口”的“精英”身上?
要知人心向背，就要看危难之际多数百姓首先想到谁。
最近最热的几件事再一次证明，中国老百姓危难之际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要么想到毛泽东本人，要么想到毛泽东立下的规矩或打下的基础。
一.九寨沟地震
1.一说地震，就想到抗震救灾;一说抗震救灾，就想到救灾体制;一说救灾体制，就想到毛泽东——毛泽东之前中国只有“赈灾”，没有“救灾”。所谓“赈灾”无非是发生灾害后给灾民点救济。这虽然叫“善举”，叫“德政”，但归根结底是马后炮，而且不是非尽不可的强制性义务——实际上可以想赈就赈，不想赈就装看不见，出了乱子再说。赈不赈没准，赈多少没准，什么时候到位没准，能解决多大问题没准。至于有组织有系统涵盖全国的防灾救灾体制则根本谈不上。只有毛泽东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起了全国性的防灾救灾体制——如今整个中国社会习以为常的“防灾救灾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救灾不力要问责”、“妨碍破坏救灾是大罪”等意识从哪里来?毛泽东。
2.一说抗震救灾，就想到解放军，就想到毛泽东——毛泽东之前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军队救灾”这回事，甚至军队本身就是灾——“贼过如梳，官过如篦，兵过如剃”、“河南四荒，水旱蝗汤”、“宁让日本鬼子烧杀，别让国民党军队驻扎”、“刮民党”、“遭殃军”、“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兵匪一家欺压百姓”、“丘八大爷惹不起”、“伤兵惹不起”……这样的军队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遭灾，从来都是天灾之后必是人祸，人祸之后必是兵祸。当兵的别说为民抢险救灾，能少祸害老百姓、自己别造灾就不错。中国不管是古代还是民国，不管是皇帝还是“蒋委员长”，可曾见过他们指挥军队抗震救灾、抗洪抢险?只有毛泽东使中国人把“大灾大难必有解放军及时来救”变成了习以为常，喊出：“当我们面临着地震、洪水灾害的时候，我们习惯性地眺望天际，我们知道，那里一定会出现如潮的红旗，上面写着‘攻坚第一团’、‘上甘岭英雄连’之类的字样。每当看到这些红旗，我们就踏实了：解放军来了，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习惯于这一切，因为几十年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政府就该干这些事，百姓出了事就该由政府罩着——这是我们从来不需要思考其理由的事情。”
3.一说抗震救灾，就想起毛泽东、周恩来创立的一整套如今已被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抗震救灾标准措施——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震刚发生几小时，周恩来总理即下令解放军部队迅速奔赴灾区救灾，随即几次乘直升飞机亲自到受灾村镇进行慰问视察，鼓励灾区人民自力更生，重建家园——闻风而动，极端重视，迅速部署，亲临灾区——这是周总理几十年前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第一次大地震时便立即以身作则开创的先例和榜样，为此后中国领导人立下的规矩。
4.一说抗震救灾，就想到“组织起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面协调，统一指挥，密切配合”，就想到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时开滦煤矿吕家坨矿困在井下一千多职工靠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严密组织得当而零伤亡脱险的奇迹：“一千多人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出色的组织，踩也得踩死几个”、“当时贾邦友就往井口一站：女同志先上!女同志上完了以后，新工人上。有规定的。人家文件里边都写着呢：新工人上。新工人上完了以后老工人上。最后，共产党员最后上。贾邦友当时就这么讲的：共产党员最后上”、“伟大的开滦矿工用他们高尚的人格展现了一幅不亚于《泰坦尼克号》的悲壮场景，一束束矿灯光柱射向井口。这里没有拥挤也没有嘈杂，只有贾邦友镇定自若的指挥。结果：一千多职工零伤亡脱险。而是谁使中国人从一盘散沙变成“组织起来”?毛泽东。
5.一说抗震救灾，就想起地震预报，就想起1975年2月4日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就想起毛远新，就想起毛泽东时代为地震预报所做的无数基础性工作。
二.印度犯界
1.如今中国人一说印度，就想起“手下败将”;一说“手下败将”，就就想起“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一说“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就想起毛泽东的指挥、决策和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2.如今中国人一提印度都说比中国落后一大截。但要问印度建国比中国早，基础比中国好，自然条件比在中国强，外交环境比中国优越，起点比中国高。为什么中国能把印度甩开那么远?对此几乎没人能否认：中国有毛泽东而印度没有。毛泽东在中国实现了土地革命农村革命而印度没有。毛泽东的坚强领导把中国迈过了工业化的门槛而印度没做到——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拿印度一对比，就不能不深刻感受毛泽东。
3.对印度犯界，很多人很自然地问：如果是毛泽东，会如何处理?如果按毛泽东，该如何处理?
三.《战狼》II走红
要是单论艺术性，这部电影未必无可挑剔。但关键在于它让老百姓看到了一种久违的精气神，能体现出毛泽东提倡的那种精气神——“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电影中的危难场面，让中国老百姓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国强才能民安”、“没有国哪有家”、“国家安定强大无比重要”，不由自主想到了毛泽东。
(“公知”对这此老大不服气，一开口一股子酸味呛鼻子，但那又有什么用?有本事你也来部电影把你的“普世价值”发挥个淋漓尽致，让老百姓也发狂买账——“公知”垄断舆论大权几十年，难道连这点本事都没有?)
上述三种情况，一个是国内天灾，一个是边境安危，一个是他国内乱，结果都能让中国老百姓直接间接想到毛泽东。这很能说明人心的向背——危难之际，有几人想到“公知”、“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有几人会把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把自己贬为“低端人口”、“垃圾人口”的“精英”身上?
就凭这就可以明白，只有毛泽东和继承毛泽东旗帜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凝聚中国。无论是“公知”也好，他们的“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也好，都根本凝聚不了中国老百姓。要是听了“公知”的，中国非乱不可，非人口大灭杀不可。
就凭这就可以明白，“公知”再巧舌如簧，“宪政民主”、“国家宪法必须大于党高于党”之类再喋喋不休甚嚣尘上也是徒劳——老百姓不买帐，永远行不通。(作者：黎阳；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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