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6年刘少奇修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过《新民主主义新阶段论》，旨在执政后发展生产力和繁荣经济，确立社会的经济基础，等有了经济基础后，再改变生产关系，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五形态说”的正统理论：即先搞资本主义，等到物质极大丰富后才搞社会主义。刘少奇在马克思经典理论和列宁主义之间，取马克思经典舍列宁主义，而毛泽东一如既往，并不死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在事实上认同了列宁的暴力革命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简而言之，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分歧，体现在正统的“五步论”马克思主义和被压缩了资本主义阶段的列宁主义之间。毛泽东在1956年在和越共总书记长征和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谈话中指出，列宁主义诞生之后，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已经不正确了，不能教条的死抱马克思的“五步论”(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刘少奇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这早在1949年到王光美的老家天津接见天津工商界资本家时，就有充分的展示。刘少奇说，现阶段鼓励资本家剥削，鼓励大家赚钱，因为只有允许剥削才能照常开工，工人才会有工做，不致失业饿肚子，我们城市才会秩序安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剥削非但无罪，而且有功。这就是文革中批判“剥削有功论”的最早的事实来源。刘少奇的这些言论，充分显示，“到底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这个马克思主义早已回答清楚的基本问题，他都没有搞清楚。今天，朝野无数的资本主义追随者，其实都是刘少奇的信徒，以为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然而，事实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自己却因为制度的不合理，落得只能艰难度日。
无论是西方过去的历史还是中国今天的现实，都证明这个刘少奇的理论是不成立的。如果物质极大丰富，就必然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现代西方已经达到相对的物质极大丰富，为什么遏制社会主义依然是西方的主要目标？可见物质极大丰富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要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介入，这其实也就证明了列宁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科学性，排除了在中国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必要性。毛泽东显然比刘少奇更准确领会了马列主义的本质原理。
“只要剥削才能保证工厂开工，工人有钱赚，城市有秩序”。这显然离实际和历史事实相差太远了。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的秩序，难道不是剥削出来的？由此引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难道不是剥削出来的“秩序”？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在理论上太肤浅，也不符合实际，还排除了另一种可能的途径，就是列宁、毛泽东实践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事实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能保障充分就业，并在消除剥削的同时，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正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在1970年代中期，即毛泽东去世前夕，已经实现的社会状态。
即使根据马克思的正统理论，资本主义也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被消灭。中国已经完成了一次暴力革命，为什么样非要再度制造出资本家来剥削无产阶级，再来一次暴力革命？既然理论上都不能证明，资本主义不经过暴力革命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那么毛泽东的探索显然比刘少奇的探索成本低，社会综合效益好。这已经被1976年为分水岭的两个时代从正反两个方面互证。
毛泽东搞社会主义过渡被今天的许多人批评，认为毛泽东过早放弃了《共同纲领》，过早废除了他自己提出的“两阶段论”。实际上这个说法是假设刘少奇的理论为正确为基础而提出的批评，完全没有考虑过毛泽东的改造实际成功的一面和刘少奇的理论并不正确这个事实。这个问题，扼要说明一点：合作化具有变小农为大农，根除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的经济革命的意义，同时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也是一场文化革命，改造了几千年来中国人老死不相往来，各自为政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脆弱文化，使大众在合作社里培养起一家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友爱风尚。这些都是当时实际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对于今天习惯了当前社会世态的年轻网友来说，这些如同说天书。
理论对立，分歧就不可避免，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两人的决裂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中，而不是更早，不过是毛泽东谋求中国问题总解决这个总战役中的一个局部战役而已，凡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的说法，是完全不值得一驳的，许多人所存在的那些关于刘少奇的感性认识也需要理性化，才能经得住历史本身的拷问。
毛泽东一生的事业，尤其是晚年的事业，是与社会主义不可须臾分离的。任何人，进入那一段历史，如果不能紧紧抓住“马列毛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尝试”这个关键线索（这是本来的真实线索），阐释出来的历史就不是真实的历史，阐释出来的毛泽东就是不可信的毛泽东，相应地，那些被用来证明毛泽东错误的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如刘少奇和文革，都必须放在历史的本来视野中重新加以审视。凡是真正心系民族未来命运的人，必须重返历史，虚心向历史请教，以便把那口历史深井的井口修复，把井水表面的浮渣撇去，供后人随时自由地靠上去，取一瓢历史的清泉饮用。（作者：风晚蝉鸣；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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