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像尘土一般一阵风吹散了”，这就是高官们带头逃跑导致士气瓦解的恶果。
多少年来，国人回顾南京大屠杀时不断控诉侵略者的暴行固然重要，不过也不应回避这一惨剧发生时本民族的病弱。南京陷落半年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便深刻地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看看南京屠城惨案发生时，守军竟突然放弃抵抗，城内居民也只是躲避和逃难。反思历史的人自然会问：为什么南京城内几十万民众面对杀掠奸淫没有组织抵抗，只能无助地哭喊呢？为什么南京守军在数目并不多于自己的日军面前迅速崩溃呢？为什么那么多身强力壮的官兵在侵略者面前弃械成了俘虏并束手受杀戮呢？出现这些让后人叹息的悲剧，其主要原因确如毛泽东所说的是“无组织状态”，也就是当年外国人形容中国人时所说的“一盘散沙”。
日军深入中国关内时，国民政府实行了抗战，国民党军不少官兵曾浴血奋战，这些都值得肯定。不过从总体上看，国民党政府是腐败无能的政府，军队内派系林立互不协作，高层军官贪腐享乐成风而缺少战斗意志，这些都严重影响下级斗志。日军兵临城下时，政府官员率先逃跑，对民众不管不问，城内完全没有解放区群众那种组织起来踊跃支前的场面。蒋介石起初下令死守南京，主要是寄希望于德国大使调停成功，为此故意调来装备最好的德械中央系部队。然而，指挥守城的司令却是被视为“杂牌”的湘军系将领唐生智，他为防止不属于自己系统的部队不听命令北渡逃跑，采取了让江南船只都开到江北的破釜沉舟式措施。这种“背水阵”其实并未增强斗志，还使守城部队事先没有撤退准备而加剧了弃城时的混乱。
12月7日外围战开始，三天后日军便扑到城下，又以一部进占芜湖，想迂回包围南京。蒋介石见德国调停无结果，又怕嫡系精锐被围歼，于12月11日致电唐生智，指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此时，南京城垣边的部队还正与日军激战，高级将领就率先动摇。12日下午，唐生智开会传达撤退令，要求各军向南突围直奔苏皖边地区，他本人随即乘专门留下的船渡江撤到浦口。结果只有被视为“杂牌”的广东部队2万余人向南突围，其余中央军各部都不肯突围而涌向下关想渡江，却因船少只有少数人逃脱。
在面对组织撤退这一难题时，中央军一批平时腐化透顶的高官竟然弃军先逃。号称“党国铁卫军”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开完会只用电话通知参谋长组织撤退，自己就抢先渡江。有“逃跑将军”之称的第72军军长孙元良开完会不回部队而直奔妓院，拜老鸨为干娘隐蔽起来，其部属失去指挥后见友邻撤退也跟着乱跑，12日下午还在坚守抵抗的守军，到傍晚时分就突然陷入崩溃。
按当年西方军事观察员的评论，绝大多数出身农家的中国士兵有朴实、吃苦耐劳的特点和宗法社会中养成的服从习惯，完全可以造就为良好的军人，其关键在于领导。
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军队起初有15个师，因缺额估计只有11万多人，不过城内还有宪兵和其他一些武装，开战后从镇江方向有2万多部队撤入城内，总计守军约有14万人，还稍多于攻城日军。守军多数又是德械部队，其轻武器装备还略强于日军，只是重武器和航空兵处于劣势。
12月13日之后，南京城内只剩下对日军暴行的零星反抗，几乎没有发生巷战和有组织的抵抗活动。据记载，战俘在日军开始扫射屠杀时有几次夺枪反抗和试图冲出，绝大多数人却是以木讷、茫然的态度面对着屠杀。这一可悲的事实证明，一支丧失了灵魂和意志的军队只能成为屠刀下的羔羊。至于南京城内的民众面对暴行，大都处于无助无奈之中，习惯于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日本军人，在施暴轻易得逞后反而更增长了对中国人的轻蔑感。
旧中国在精神上的污泥浊水，包括了政府和军队高层的腐败无能，日本侵略者能够制造南京大屠杀这一惨案，与这一点脱不了干系。荡涤旧社会的陈腐，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使命。经过革命战火中的民族灵魂重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组织起来的人民终于形成了能压倒一切敌人的战斗精神。
同样是由多数出身农家的士兵组成的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面对比中日战争期间武器装备悬殊更大的艰难环境，却打出了让世界震惊的战绩。得知朝鲜战场的战况，刚被美国打得一败涂地的日本人才对过去藐视的中国产生了尊敬，“支那”一词在用语中就此基本消失而被“中国”取代。
回顾南京大屠杀的血泪史及后来中华崛起的业绩，人们更能体会到，培养军人乃至整个民族的战斗精神是何等的重要！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需要，都呼唤我们继续为强国强军而奋斗！（作者徐焰，国防大学教授，此文原刊于2014年12月12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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