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对自己的鲁莽做过多次检讨，他的态度完全是真诚的。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经历了“文革”以后，梁漱溟在不同的场合基本上还是坚持了他的这个看法。在1978年的政协会上他说道：“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的确是靠毛主席的领导。”
13日上午梁将信交给了毛，两人在晚上谈了约二十分钟的话，毛仍认为梁是反对总路线的，于是两人“言语间频频冲突”。梁漱溟继续向毛泽东要求安排他发言。于是，9月16日他在大会上发了言，重复了他在9月9日和9月11日的发言，“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见《梁漱溟问答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第114页，此书经梁漱溟亲自审定——笔者注)
9月17日，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第一次点了梁的名字，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说梁是一贯反动的。其间毛泽东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认为梁漱溟是反对总路线的。梁漱溟更感到了莫大的冤屈，决定要继续为自己辩护。9月18日开会，梁漱溟上台发言。他决定从历史说起，必须要有“充分说话的时间”。于是，他要求毛泽东给他“雅量”，结果两人又起冲突。这时，台下许多人反对梁漱溟的做法，要他下台。
“毛泽东没有叫我下台。他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讲好不好?’我说：‘我刚才讲过了，希望主席给我充分时间。’毛主席又说：‘你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我一看表都三点过了好多了，便说：‘我有很多事实要讲，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结果会场大哗，几个与会的人上台发言批评梁漱溟。这时，“毛主席对会场的人说：‘让他再讲十分钟好不好?’”但是，梁漱溟不同意，仍然要求给他一个公平的待遇。接着会场又是大哗，“毛主席又对我说，梁先生，再讲十分钟好不好?我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讲不清楚。’”就这样形成了僵局。最后有人提出请会议主席付诸表决，到会者大部分不赞成梁漱溟讲下去，事情才结束。在表决前，毛泽东说会让梁漱溟在另外一个会议上讲。会议主席在表决后也告诉梁漱溟将有机会到另外的会议上充分地去讲。梁漱溟后来是讲了，但还是“没有机会充分讲自己的意见，主要是听大家批判”。(引言均同上书，第117页、118页)
事后，梁漱溟在至亲好友的规劝帮助下，特别是在与他的长子梁培宽交心长谈后，醒悟反悔。他认识到自己的“倔强精神”和“骨气”都是错误的。他发现自己“敬爱的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许多一心为国家为民族的汉子，却一直怀疑或不同意它的行动路线”，以致造成了“9月18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因此“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同时，也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说他是“以笔杀人”和“伪君子”。(引言均同上书，第120页、123页)
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请长假闭门思过。此后，梁漱溟仍然担任政协委员，参加国务活动和外出视察，例如1954年初参加宪法草案修改讨论等。但是，他再没有机会与毛泽东当面长谈。只是在集体活动中见到过毛泽东，在握手的时候寒暄几句。
梁漱溟对自己的鲁莽做过多次检讨，他的态度完全是真诚的。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
从历史背景来看梁漱溟的不足
在这个事件中，最不能使梁漱溟接受的还是周恩来说他一直想升官发财，因为梁漱溟从来不愿意做官。有意思的是，梁漱溟对周恩来的最后评价却是一个“完人”。因此，对于这场争辩，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评价。关于这点，胡耀邦的说法对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这段历史是很有帮助的。1985年5月10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会见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纽约《华语快报》发行人陆铿，双方进行了坦率的交谈。谈话中涉及到了梁漱溟和毛泽东的争辩，现摘录如下：
“胡耀邦：梁漱溟先生呢，从参加新中国的政治舞台头一天起，是不大讲我们的好话的。他有他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不要紧嘛……
陆铿：但是他老近来也讲你们的好话了。
胡：他几年之前就开始讲我们的好话了，大概是四年以前吧，我记不很准。
陆：当然，这也是随着形势发展所起的客观变化。
胡：尽管他不讲我们的好话，也应该允许人家嘛。在有些事上，还未经过自己的脑子证实，他一时有些想不通，从而不大赞成。后来就把他给批了一下。谈起豁达大度，我们的毛主席是第一位的，后来……
陆：后来就变样了……
胡：可能我们的毛主席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国家事情这么复杂，你却那么样地瞎放炮，不大好吧!那一年大概是五五年吧，就给批了一下，现在看是批过头了。”
这里有两点要注意：一是胡耀邦说毛泽东的豁达是第一位的。当初梁漱溟第一次谈到“九天九地”时，周恩来作了解释。后来毛泽东也批评了梁漱溟。但是，到了9月16日，梁漱溟又把“九天九地”拿出来说事。在9月18日，还要会议给他认为足够长的时间来作解释，这在全国性的会议上显然是做不到的，这也是毛泽东的“雅量”所接受不了的。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提出在以后的会上安排他作解释发言。这应该就是胡耀邦所指的够豁达。二是1955年的批判是针对梁漱溟的“唯心论”的，与农民问题无关，也就扯不到“为农夫代言”而受到批判的事情。与此相关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那时批判梁漱溟的有一位中共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但若干年后梁漱溟认真学习了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并写出了笔记。
对梁漱溟颇有研究的汪东林先生，即“文革”后最早在报纸上披露梁漱溟1953年事件的作者，在2006年对这件事的看法给出了这样的背景解读：这场冲突“应当说这里边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诸如，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中国要强兵富国，必须集中一切人力、财力发展重工业，首先要顾及的是工业建设(含城市建设)和工人利益，而实际上不可能也无力量顾及人口如此众多、地域如此辽阔的农民和农村。又比如，为了集中一切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统一思想，步调一致，突出政权稳固和领导权问题，因而不允许梁漱溟发表这种有可能扭偏国家工业化大方向的‘错误’意见，等等。”
应该说，凡是对当时形势有所了解的人，基本上都会同意胡耀邦和汪东林的看法。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也是这样认为的。1953年9月20日，星期天，梁漱溟的两个儿子培宽、培恕先后返家，梁漱溟便将前几天所发生的意外风波从头至尾告诉他们，并反复强调毛泽东完全是出于误会。梁漱溟说完后，大儿子梁培宽即对父亲谈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发生，虽然看上去有许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中共负责人只是对你梁漱溟个人过不去。偶然因素与个人因素在这里都不居于主要地位。梁培宽特地分析道：毛泽东“并不是他个人对你个人有什么恶感或好感。毛泽东一切为了当前国家的大业，而没有其他。因此，你考虑自己的问题时，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引言同上书，第121页)
胡耀邦、汪东林和梁培宽等人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了解事情的经过。梁漱溟的思想很快发生了变化，是与他接受别人的劝导分不开的。他在与两个儿子谈话后认为：“宽儿(指他的长子梁培宽)的这席谈话，加上好友、学生的宽劝赐教，包括何香凝先生在会上对我的批评等等，引起我思路上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似乎顿时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另一个促使他思想变化的因素是他意识到他对当时的农村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全面，心里并没有底。这个“九天九地”的说法实际上是听他的老朋友彭一湖说的。因此，他懊悔自己“不该将从朋友处听来的话拿到大会上讲”。(见《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第6页，中国工人出版社)顺便提一下，当时梁漱溟发言完毕后，与会的周恩来就作出了解释，用数据说明了城乡差别并没有那么严重。当时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如果用系数比较，当时的乡村和城市的差别大约是1:1.5。据中国社科院2013年12月26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在1.5倍左右，发展中国家略高一些，为2倍左右，该倍数为基本平衡的程度。超过3倍以上，则说明收入差距过大，结构失衡。由此可以看出，1953年的城乡收入的差距是很正常的。
梁漱溟对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发展赞不绝口
在促使梁漱溟思想变化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还是他自己的感性认识的积累。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包括亲眼目睹的和从报刊杂志上看到的消息，再加上回顾了解放初期他在农村看到的情况，终于认定实际上当时国家还是一直重视了农业的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因而，他也就以积极的正面的眼光来看待那个时代的农业发展了。
梁漱溟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关心农民问题的人之一。他早就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搞好乡村建设，要切实解决好农民问题。但是，旧中国的农村情况是令他万分失望的，他曾在1939年考察农村时说道：“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们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还有黄河右岸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说到穷苦，更不胜说。普遍都是营养不足，饥饿状态。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故如何急求社会进步，为中国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国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没有做。一年复一年，其穷如故，甚陋如故。”(见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
新中国成立后，亲眼目睹了两个社会农村的明显不同，梁漱溟很快就感觉到了国家的变化、农村的变化。这些都是他通过自己的观察认识到的。1950年4月初，他赴外地参观访问，在山东期间说道：“目睹工农干劲十足，令人感奋。”(见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亲修的《梁漱溟》第219页，群言出版社)“在参观了各地农业合作社之后，先生(指梁漱溟)也认为只要把分配问题解决好，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那么，循由合作化道路可以逐渐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同前书，第220页)1953年9月以后，梁漱溟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他通过参政议政，参观访问，对国家面貌发展变化，局面的稳定统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甚感欣慰。他相信了自己的“眼见为实”，因此在他的言论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九天九地”之类的说法。尽管1953年后还是受到了多次批判，但心情随着国家的日趋强盛而开朗起来，1953年的那件事所受的委屈也就渐渐淡漠。1956年他参加政协视察团到甘肃视察了50天，在谈到农业的时候说：“农业方面呢，进展得好像太猛，然而至少基本上是健康的。”(同前书，第241页)他在参观梅山水库时在日记中写道：“愚衷心感想甚多，自愧不如共产党多矣!”梁还写出了《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不吝笔墨地称赞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梁培恕后来回忆道：“父亲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写书肯定‘大跃进’的人。”
客观而论，梁漱溟在上世纪50年代对农村的看法有所偏颇，不够深透，而且轻信了当时的报刊杂志上的消息。但是，不容否定的是，梁漱溟对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共产党的拥护、对毛泽东的钦佩确实是发自内心的。1960年9月，即1953年的事件过去了七年之后，梁培恕生了一个儿子，梁漱溟亲自为其孙子取名钦东，寓意“钦佩毛泽东”。1961年，他写道：“很久走着下坡路的中国人，自从全国解放后扭转过来走着上坡路”，“领导何以这样得法而竟收功若此”。(见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亲修的《梁漱溟》第248页)梁在出席1964-1965年的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和列席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时，作了长篇发言表明了他的心迹：
“在中国现代史上，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从来没有像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样得到大发挥、大表现。显然六七亿人如果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恐怕今天也还是一盘散沙、瘫痪无力的，出现不了什么奇迹。为什么共产党毛主席能领导，而旁人不行?”
经历了“文革”以后，梁漱溟在不同的场合基本上还是坚持了他的这个看法。在1978年的政协会上他说道：“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的确是靠毛主席的领导。”他还一再强调，“我并不因为说他、批评他，而否认他的成功”，“从1949年建国，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建设、国外的威望，没法不承认是了不起的成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终生都把中国农村问题作为自己研究重点的梁漱溟，他的不少看法对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胡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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