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网2018年8月20日披露，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接受记者采访，谈其《梦回万里卫黄保华：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一书，访谈核心内容有：
1、越南战争就是中国帮助打下来的，而指挥者就是刘少奇。越南战争甚至比朝鲜战争打得还巧妙，打得还痛快。
2、南昌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人民军队的前身是武装工农。八一南昌起义正式建军，而它的前身，很重要的党员骨干都来自工人纠察队。
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派担任前敌军委书记的聂荣臻，上庐山面见刘少奇，秘密通告起义计划，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最受信赖，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刘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为什么要将南昌起义提前通知刘少奇呢?就因为他做了大量的铺垫和发动工作。
秋收起义中的"工"，就是安源的那一部分。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的"工"，当时体现的主力就是安源工人。这同刘少奇多年的工作基础和教育成果，有重要、直接关联。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被公认开始于安源。这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极为可贵的、能成长连续的积极探索。
刘源的逻辑：刘少奇历来就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刘少奇——工人运动——工农武装——人民军队
用刘源的逻辑推理可以得出结论：刘少奇是工农革命武装的源头，是人民军队的主要源头，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始人。
刘源的逻辑是相当混乱的，结论当然是荒谬的!
我要用历史事实证明：刘源错了，而且错得离谱，他违背了历史事实!刘少奇不是也不可能是创建中国工农革命武装及人民军队的源头。
我这里且不论越南战争是谁指挥的，不判断“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被公认开始于安源”一说的对错，不讨论安源工人是不是秋收起义部队中的力量占比，不分析武汉工人纠察队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只说两点，即“安源工人运动”的奠基者和人民军队的性质及源头。
一、安源工人运动的奠基者
谁最早启蒙安源工人的觉悟，谁培养第一批安源工人骨干，谁奠定安源工人组织基础和建设党的组织，谁亲手精心策划、布置和领导的安源大罢工，谁是安源工人运动的自始至终的组织者、推动者和领导者，谁组织安源工人加入了秋收起义等等，则谁就是安源工人运动的奠基者，安源工人运动和安源大罢工胜利的功绩就归属于谁。
早在建党前的1920年11月下旬毛主席第一次到醴陵县考察教育，顺路到江西萍乡进行社会考察，了解萍乡农村和安源路矿工人状况，到1922年9月初，毛主席先后5次到安源煤矿，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培养工人骨干和发展共产党员，指导安源工人运动。在此期间，毛主席不断派遣共产党员到安源去做工运，听取汇报，掌握工人运动的进程和方向;安源大罢工的斗争方针、策略、罢工口号、处理包括洪门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李立三和刘少奇的位置摆布、如何获得全国各地的声援等等，都是毛主席亲自策划和指导的。
第一次罢工胜利后，毛主席根据中央所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以及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制定的工农暴动夺取政权、完成土地革命的总策略，又先后4次到安源指导工作，为安源工人参加未来的武装斗争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1921年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支部书记毛泽东;同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
1922年5月前后，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湘区辖今湖南全省及江西萍乡地区)，毛泽东任书记。
1921年秋毛主席为了贯彻党的“一大”决议，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再次来到安源，利用同乡的关系住进安源煤矿西平巷段长毛紫云家里。他白天以参观矿山的名义下矿井、进工棚，广泛接触工人，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路矿情况，晚上到工友宿舍、工棚、工人餐馆等处，广泛地接触群众，访贫问苦，与工友们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启发路矿工人觉悟，鼓动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为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作思想准备。经过一周左右的考察，毛主席认定安源是一个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动工人运动的好地方。回到长沙后，毛主席和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商定，请黄爱设法与安源工人建立通讯联系。之后，株萍路矿局的火车司机朱少连利用跑车常到长沙的机会，将《劳工周刊》、《劳动周刊》等刊物带回安源，使全国各地劳工运动的消息在安源工人中传播开来。
1921年11月，毛主席偕同李立三、张理全、宋友生一行四人第三次来到安源。白天访问工人，晚上由李涤生、周镜泉、杨秋连、朱少连等邀集铁路和煤矿部分工人进行交谈，宣传组织工人团体的必要性。通过调查了解，毛主席决定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和建立党团组织，并决定派李立三常驻安源开展工作。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和公开活动的条件，以便广泛接触工人群众，毛主席运用从开展平民教育入手来开展工人运动的策略，商定立即创办“工人夜校”，于同年12月，开办了平民小学，李立三任教员。此时的李立三还是刚从法国被遣送回来的洋学生。
1922年1月李立三按照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指示，在安源平民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了第一所工人夜校。
1922年1月毛主席派后来的“黄埔三杰”之一的蒋先云去安源做工人运动。
1922年2月建立了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李立三任书记，机关驻安源路矿，隶属中共湖南支部。
为了更好地开展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毛主席先后派遣了毛泽民、朱少连、蒋先云、刘昌炎、萧劲光、周怀德、黄静源、蒋先云、滕代远、丁秋生、刘先胜、许建国、余波生、余益元、吴烈、吴运铎、肖华湘、杨得志、罗华生、罗桂华、幸元林、晏福生、姜彬、唐延杰、韩伟、韩联生、蔡树藩、熊飞等一大批中共杰出干才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
1922年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
1922年5月中旬，毛主席第四次来到安源，调查安源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听取工作汇报。指示中共安源路矿支部，要尽快巩固和壮大党、团组织，在工作中要克服急躁情绪，注意斗争策略，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1922年7月安源路矿成立工人消费合作社，毛泽民当任俱乐部经济股股长和消费合作社经理。
1922年9月7日，中共湘东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第五次到安源，考察发动安源工人罢工，了解与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相呼应的可能性。因为党支部书记、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当时不在安源，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安源党支部全体党员会议。针对路矿当局拖欠工人工资及企图勾结军阀封闭工人俱乐部的情况，会议认为，安源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立即发起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大罢工。会议分析了形势，研究了罢工方案，制定了对策，明确了罢工要达到的条件。毛主席为安源大罢工斗争制定了”积极准备，坚决斗争，保障工人利益”的方针和“哀兵必胜”、“哀而动人”的策略以及“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会议会后，毛泽东写信给在醴陵的李立三，嘱其速回安源领导罢工。
毛主席于1922年9月派刘少奇来安源，9月11日刘少奇到安源，参与即将爆发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李立三任罢工委员会总指挥，朱少连任副总指挥。由于安源矿务当局多次组织暗杀李立三，为防止当局暗算，委员会议决定由9月11日刚到安源的刘少奇为俱乐部代表。刘少奇在朱少连、蒋先云等党员的陪同下，与路矿当局进行谈判，在一万多工人的拥护下迫使路矿当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13项条件。18日早晨，双方在罢工条件上签字，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注意了!李立三和刘少奇都是在安源大罢工之前才匆匆赶来领导大罢工的，大罢工所有的计划、安排、方针、策略、条件和口号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安源大罢工自始至终是毛主席在组织发动和领导。
10月上旬罢工胜利后，俱乐部重新选举各级代表及职员，李立三任总主任，朱少连任路局主任，刘少奇任窿外主任，余江涛任窿内主任。1923年4月李立三离开安源，刘少奇任安源俱乐部主任，1925年4月刘少奇离开安源。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从1921年秋到1927年9月，共六年时间。前期李立三和其他中共党员在毛主席的带领下、领导下、指导下做了扎扎实实的、呕心沥血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的工人领袖，奠定了深厚的安源工人运动的基础。从1922年9月到1925年4月，刘少奇在安源总共只工作了二年多的时间。开始他在李立三的领导下工作，1923年4月继任安源俱乐部主任直接受毛主席领导。此时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组织架构完善、党组织系统周密、巩固，工人的政治水平和思想觉悟极高、一大批工人运动领袖已经成长起来，工运士气高涨。1923年4月北洋政府交通部和汉冶萍总公司电令安源路矿当局，迅速解散工人俱乐部。当此危急时刻，仍然是毛主席亲自到安源面授刘少奇“弯弓待发，立取守势”的斗争策略和采取“保萍矿发展，保俱乐部生存”的工作方针，指导刘少奇挽救危局。毛主席离开中共湖南区委后，刘少奇也是在毛主席的既定工运策略指导下，在一大批中共杰出的干才有力配合下萧规曹随地发展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毛主席即使离开了中共湖南区委，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指导安源工人运动，与中共湖南区委、安源地委、安源俱乐部和工人运动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间接指导安源工人运动，直至1927年9月率领他们参加秋收起义。
1925年4月刘少奇离开安源，安源工人运动并没有停顿下来，毛主席培养的一批工运领袖继续领导安源工人运动。1925年9月，在北洋军阀政府武装镇压安源工人运动的白色恐怖之中，已是中共中央委员的朱少连组织一部分工人奔赴广州参加革命，并动员一部分工人转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安源工人夜校第一批学员、毛主席亲自培养出来的工人运动骨干、安源工人大罢工中冲在第一线的刘昌炎，于1926年2月回安源重建中共安源地委，恢复安源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掌握矿警队，秘密建立农民协会，大力支援北伐军，建立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马日事变”后，他组织工农纠察武装参加攻打长沙的战斗。
因此，整个安源工人运动的组织基础是毛主席奠定的，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杰出的工人领袖和共产党员包括李立三和刘少奇都是毛主席培养的，毛主席早已成为安源工人和工人领袖心中的导师。安源工人运动的前期宣传组织、大罢工和后期的组织发展以及工农纠察队的组成都与毛主席“多年的工作基础和教育成果，有重要、‘主要’的直接关联”，而不是与刘少奇“‘两年多’的工作基础和教育成果，有重要、直接关联”。李立三和刘少奇都不过是毛主席安排在安源的具体执行者而已。
刘少奇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斗争中和后两年的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工作固然有值得肯定的成绩，但这种成绩只是整个安源工人运动中的一个片段的成绩，把它夸大为整个安源工人运动的成果则是可笑的，把整个安源工人运动和工农武装看作是刘少奇“‘两年多’的工作基础和教育成果”则是荒谬的，有贪天之功之嫌;还把它拔高为人民军队的源头，说其父“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极为可贵的、能成长连续的积极探索”，不仅荒谬离奇，而且给人以谋取人民军队主要创始人地位的感觉。
二、人民军队的性质及源头
刘源在访谈中混同了“武装工农”和“人民军队”的概念。
1、中国共产党最早领导的“武装工农”不具备“人民军队”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最初武装工农如武汉工人纠察队，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实事求是地说，无论从打出的旗帜还是口号和革命目标都远远不具备“人民军队”的性质，与北伐革命的性质区别不大。
只有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鲜明地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拟定了《土地纲领》;“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支部建在连上、官兵一致等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在井冈山斗争中，确立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军规;“古田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了"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立了包括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这就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古田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综合以上内容，只有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才可以说具备了人民军队的性质。这个性质的确定者是毛主席，这是唯一的，没有其他。刘少奇与“人民军队”性质的确定有关系吗?
2、人民军队的源头。
我们可以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领导者都是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但主要创始人只能是毛主席。
首先，安源工人运动源于毛主席“多年的工作基础和教育成果”，“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是毛主席领导人民军队最早的最成功的实践。
其次，不断挽救红军失败命运的是毛主席，不是其他人;不断提高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的军政素质和不断灌输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输入“人民军队”思想的是毛主席，不是其他人;能高瞻远瞩地确定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和反顽，并取得全国抗战胜利的是毛主席，不是其他人;能高瞻远瞩地制定十大军事原则，英明地领导和正确指挥解放军打垮八百万蒋匪军并取得全国胜利的是毛主席，没有其他人。缺少人民军队中其他创始人的任何某一个，或者说缺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任何领导人中的某一个，人民军队照样不断向前发展壮大，革命照样胜利;而没有毛主席则“南昌起义”残部必然要失败，红军必然全部覆灭，更没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产生，遑论解放军的产生。总之，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人民军队的产生、存在与发展。
综上所述，无论中国工农红军的“工”当时体现的主力是不是安源工人，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是不是开始于安源，都不能证明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是刘少奇在安源“多年的工作基础和教育成果”，证明不了刘少奇是人民军队产生的源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的历史和中国工农红军产生和不断成长的历史，都证明刘少奇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军队产生的源头。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毛主席才是工农武装的源头，才是人民军队的源头，才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始人。
四十年来，否定毛主席的恶浪一直没有消停过。从否定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果来否定毛主席的经济建设上的正确性;从否定共产党的建立，否定新中国的建立，否定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否定毛主席政治上的正确性，是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每日每时的功课，在觉悟过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断猛烈反击下，他们时起时伏，一有机会就会沉滓泛起。现在刘源把其父刘少奇塑造成人民军队的主要源头，会起到什么作用呢?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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