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在延安基本只有毛泽东一位“朋友”。
萧军做为文人，并不懂得毛泽东时间有多么宝贵，一有问题即直接找毛泽东，或者写信给毛泽东。做为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由萧军第一次见毛泽东后在其日记中对毛泽东的描述，即可知毛泽东操劳到什么程度：“脸色是黄的，有些浮肿，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样子……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棱角，眼睛也没有桀骜的光，他是中国读书人的样子”。
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没有人能替毛泽东分忧多少;抗日战争的战略统筹，也没有人能替毛泽东分忧多少;即使文化艺术工作方面的方针政策，也没有人能替毛泽东分忧多少……相反，一些自我感觉不错的什么人，一露头、一伸手，便是掣肘。萧军看到毛泽东面容憔悴、睡眠不足的样子，除了感到亲切外，没有想象中的“领袖风采”。
投奔延安的文学艺术家很多，每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也都跟萧军一样，想成为毛泽东长期的“座上客”。稍有不周，便生怨怼。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萧军。萧军在工作上或其他领导人处遇到不愉快，几次要离开延安，实质不是真要离开，但却要次次或直接找毛泽东，或写信给毛泽东。然后，在毛泽东的谈话下，继续留在延安。萧军跟其他人一样，根本不曾想到毛泽东的辛苦，更不曾想到过此种行为带给毛泽东的过度劳累。
尤其重要的是：萧军从未想过去描写八路军、新四军艰难困苦的抗战，也从未想过去描写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权在延安所遭受的各种艰难困苦。
跟萧军一样心思且行为突出者，还有一位梁漱溟。都是明确表示要站在共产党及其事业之外，做为领袖的“师友”，甚至要做世界的“调停者”，超然的存在于世。正是因为这种旧文人传统思维的作祟，除了大事小事都要找毛泽东外，便只是一门心思的寻找毛泽东领导的事业的“毛病”，夸大其词、以偏概全、激烈高昂的给予“揭批”，以示与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师友”的身份地位。好话是向来很少说乃至不说的，一说，便觉得有阿谀之嫌。
对于萧军或梁漱溟这类眼高于顶、能吃不能拿的“文化名人”，毛泽东除了耐心的摆事实讲道理之外，就是建议他们深入到各种具体工作中，乃至深入到基层工作中，去感受一番。甚至，直接提议他们参与相应的领导工作，去感受一下真正的革命生活。但由于萧军或梁漱溟给自己的定位，必然加以拒绝。拒绝后，仍然我行我素，即：不管对事情是否真正了解，也不管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一如既往的按照自己的好恶(自我标准)，随心所欲的进行贬斥(不是褒贬，褒的时候基本不存在)。更不能指望他们在贬斥的同时，能有什么高明的建言建策。——这实际上跟萧军或梁漱溟等所同样厌烦的“教条主义者”一样：“教条主义者”每遇事情，除了依据马列经典著作说几句“原则性话语”之外，别无其它能耐，更甭指望他们在熟知的“原则”之下有什么好主意。一旦产生主见，就是灾难。也即他们根本不懂得马列主义原则的真滴究竟是什么。
萧军遇事，本不必直接去找毛泽东。他可以找直接顶头上司院领导，继而找中央组织部，还不行，可以找中央主管的领导人。但是，不管是院领导还是中央组织部主事者，亦或是中央主管领导人，不是“教条宗派”的首领，就是“教条宗派”长期的拥趸，根本没有相应的文化理论水平，更没有解决具体事务的能力，结果，萧军总是失望乃至怨怼更深。萧军乃至后来的王实味所不满的延安负面，在教条宗派及其拥趸依然影响深远的延安，这些负面想不产生都难。毛泽东对这些负面尤其是造成这些负面的原因，当然更是深恶痛绝，但毛泽东知道，消除这些东西，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且，终其一生都在考虑如何消除这些负面，并经过多次“实验”：延安整风、百家争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
梁漱溟跟萧军的轨迹基本一致。来到延安，遇到过各种“领袖人物”和“理论家”，但结果显然是梁漱溟对其他人不屑一顾，至少觉得不配与谈，便也直奔毛泽东。建国后，尽管梁漱溟始终把自己定位在共产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调停人”地位上，但在毛泽东的多次建议下，还是蜻蜓点水的到基层“转悠”了一阵。发现问题自然是首要目标，但却对发现的问题跟当地领导者不做深入交谈和建议，也不跟中央“一线”领导人或主管领导人深入交谈和建议，自然是直奔毛泽东，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好的建言。
后来的“九天九地”、共产党抛弃农民的高昂斥责，这些“无稽之谈”，当然不是深入调查的结论，而是又恢复到得到一些道听途说后的“闻风言事”作风。而且，行事作风兼顾王实味和储安平风格：王实味当时的待遇直追毛泽东，但却仍然争待遇，同时强烈谴责“不平等”的“黑暗现象”;储安平发现共产党的问题，只管骂，不做丝毫建言，并声称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跟其无关，他们只管骂。
梁漱溟第一次“仗义执言”，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而周恩来及其领导的“政务院”，恰就是共产党政策的具体落实和执行的最高行政机构。周恩来也并非像梁漱溟后来掩饰的那样，对其发言毫无感觉，而是感觉棘手：梁漱溟是毛泽东的“座上客”，投鼠忌器啊。也即，梁漱溟看似在揭露共产党的“丑”，客观上却是在“揭露”周恩来以及国务院的“丑”。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后，对梁漱溟早已仁至义尽的毛泽东，看到不但无法改变梁漱溟自觉“调停人”的高蹈的自我定位，而且还变本加厉并在客观上挑起农民与工人和政府的矛盾，便不再留有情面。
事实上，毛泽东始终十分明了其他领导人对梁漱溟这类“座上客”投鼠忌器的心理，只能由他出面纠正。因此，当毛泽东出面批评梁漱溟后，周恩来便开足马力批判梁漱溟。随后对梁漱溟的批判越来越严厉，基本就是周恩来等揭露的梁漱溟的历史问题等依据。
实质上，萧军在延安时期，其他领导人以及其他文化艺术工作者，也有浓重的“投鼠忌器”心理。毛泽东对萧军不但待之以“座上客”，而且多以褒扬和劝慰，其拳拳之心和耐心，众所周知。萧军也是因为此，才表现出一种毫无顾忌的作风。当萧军强行掺乎王实味问题之时，毛泽东也给予劝慰无用后，只能取消萧军的“特殊待遇”。而由此，其他领导者和文化艺术工作者，也就没有了“投鼠忌器”的窒碍，萧军遭到批判，也就成了必然。
王实味的“托派”问题，首先是王实味自己承认是托派，而后又反悔。毛泽东开始也只是批评“王实味文艺倾向”问题，托派问题则是得到有关部门详细的汇报后，才提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后来“史者”统一的篡改历史，突兀的加在康生身上。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真实的历史：王实味当初隐瞒了托派问题，遭到批评后，内心害怕有人揭露，便主动到中央组织部交代了“托派”问题，随后又承认了自己是“托派”。——很显然，是中央组织部根据王实味的主动交代，得出王实味是托派，并向毛泽东和中央汇报的。毛泽东说王实味是托派，完全是中央组织部汇报的“组织结论”。——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是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为王实味“平反”，几度纠结的问题，也是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八十年代初，原托派分子在国外发表回忆录，直言不讳的说王实味是托派，“平反”工作只好停顿。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托派人物又改口说王实味不是托派，而只是跟他们有来往，才如获至宝的有了“平反”依据而彻底平反。
对托派分子杀无赦的政策，是王明、陈云、康生带回来的政策。毛泽东希望陈独秀来延安，也被王明等以陈独秀是托派而未能达成，陈独秀也因此而拒绝来延安。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王实味“平反”的周折过程看，毛泽东当时对王实味的定位并没有错，更不是空穴来风或者想当然，跟康生更无丝毫关系，而是依据中央组织部的组织结论做出的。尤其是，毛泽东严格指示不准杀王实味(实际是彻底纠正王明、陈云、康生等带回来的“杀无赦”的托派政策)，而且直言王实味还可以做文化工作，而且在获悉王实味被杀后的“雷霆震怒”，恰恰说明毛泽东即使对待“敌特”，也始终坚守其文化宗旨：只要肯悔改，都要按照其才能给予出路。
萧军掺和王实味的事情，本质上还是自我定位所发生的本能，同情的成分基本不存在。以萧军的头脑，绝然不会因为看到王实味受众人批判的状况便产生同情。要知道，萧军总是以批评者的高蹈地位示人，而且，批评起来从不留情面。而且，不少时候遭到不同意见，又无法驳倒对方时，就会拔刀相向。萧军当然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丝毫无觉，而是清楚得很。萧军不是那种见风使舵、人我双重标准的人，而是表里如一、性情豪爽之人。延安时期，只是因为“鲁迅学生”的光环，加上年轻，而心高学浅、眼中无物而已。但是，在与毛泽东多次接触后，也开始进行多方面的自我反思。
因此，当萧军在王实味问题上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冷淡”时，萧军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以“离开延安”说事了，而是要求到乡村居住。不久，又在毛泽东的亲自关照下，回到延安。以往动辄便以“离开延安”说事的萧军，被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冷淡”后，乃至在文艺座谈会上受到毛泽东的侧面批评后，为什么再不说“离开延安”了?——这是一个最本质的问题。
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萧军在毛泽东文化品格的影响下，不但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而且也静心思考过许多自认为纠结的问题。其中关键的问题显然有两个方面：一是基本观念向着毛泽东文化的转变，二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尽管当时因为教条宗派及其拥趸具体制造出不少负面现象，但整体上无疑仍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集团，没有比这里更美好的地方了。
毋庸讳言，萧军肯定是深切感觉到共产党始终存在两种文化导向，一种是毛泽东文化，一种是另外的文化。毛泽东之前，统治共产党文化导向的就是另外一种文化。由此，在农民问题上，在土地政策上，在肃反政策上，……乃至在作风上，都突出的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而此时的延安乃至共产党，另外一种文化的影响仍然十分庞大，毛泽东文化的影响尽管逐渐扩大，但历史的惯性之根深蒂固，想要消除另外一种文化的影响，必然是长期而且极其艰难的事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一些以萧军说事而借以贬低毛泽东的流氓势力，认为萧军被冷淡和批评后再不说“离开延安”，是因为没有地方可去。这类流氓势力，对毛泽东文化以及真正崇尚毛泽东文化者，向来都是不着痕迹的对双方“打棍子”。比如“抬周贬毛”的流氓势力，字里行间散发着周恩来是“伪君子”的浓重气味。“没地方可去”之言，实质是对萧军人格的贬低。
萧军或梁漱溟，虽然不曾真正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生活过，但对中国社会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还是耳濡目染、感受深刻的。而且，梁漱溟还曾搞过一个时期的“乡村建设”，尽管总失败。因此，当他们失去毛泽东“座上客”的高蹈地位，受到批评乃至批判后，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网站发布新华社规定“新中国”一词违禁，因此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用“新中国”一词)成立后的全程毛泽东时代，有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两个时代中人民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深切对比，有着毛泽东文化与有史以来人类文化的深切对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萧军不是腐儒，没有那种见风使舵的丝毫性情，只有对人类文化评判的执着理念。毛泽东逝世后，萧军赋诗以最终框定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诗曰：
万众同悲殒大星，古今中外拟何从?
一生赍志拯中国，天地为心济世穷。
八亿黎庶活化雨，千年古木挹春风。
谆谆遗教篇章在，涕泪抛将读大经。
以萧军当时的处境，根本不可能有人指令他写什么“制诗”，萧军也决然不是那种肯低头写“制诗”的人。这是萧军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非如此，绝然写不出这样的诗来。“大星”即“大救星”，“大经”即毛泽东著作或曰毛泽东文化，而非“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西方有《圣经》，再以“圣”论毛泽东文化，显然不足以凸显毛泽东文化的至圣至伟，因而用“大经”一词。“古今中外拟何从?”则显然是萧军终于明了毛泽东文化之无与伦比后的深切担忧，而这种担忧也显然与众不同，因为萧军自到延安后，不仅多次接触过毛泽东，而且长期接触其他各种领导人和革命者，其感触至深，担忧更深：“大星”毛泽东逝世了，至圣至伟的毛泽东文化会因此被改变么?也即萧军另一首诗中的“大道何能终若发”?
尤其值得玩味的是，萧军后来为他心目中的“大星”毛泽东还赋有一诗。诗曰：
狼蛇狐鼠一时狂，鬼雾妖氛夜未央。
霹雳一声天地震，万山红叶艳经霜。
生民额手欢同庆，白璧青蝇玷莫伤。
大道何能终若发，羊肠九坂事寻常。
看其内容，此诗应作于“狼蛇狐鼠”拉开“非毛”帷幕之时，不知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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