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趁中国内乱之际，在沈阳蓄意制造事端，嫁祸于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悍然揭开日本全面侵华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日本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东北人民从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长期以来，大陆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即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曾以“铣电”指示张学良不抵抗，所以东北军不战而退。
所谓“铣电”，指的是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致张学良电，但在官方的档案中却找不到电文。据查，此说的主要依据是《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中的两篇文章。
1931年9月19日，日军在沈阳进攻中国军队
图片来源：中国军网
一篇是洪钫撰写的《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洪钫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他回忆道：
9月18日夜间，张学良等人正在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突接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打来，甚为紧急。张学良接通电话，来电者为荣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
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蒋介石于八月十六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张学良令其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
另一篇是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撰写的《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赵镇藩称，事变发生前，旅长王以哲已有心理准备。8月间，王以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请求从关内调回一部分东北军，以防万一。王以哲回来后告诉下属，张学良已派人报告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蒋介石还说，“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赵镇藩写道：
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八月十六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赵镇藩提到，北大营遇袭后，他直接用电话向荣臻报告，荣臻命令说：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洪钫与赵镇藩均为亲历者，所述内容又相互印证，“铣电”是否存在，似乎不容置疑。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
蒋介石、张学良
台北学者刘维开撰文指出，在大陆出版的几种九一八事变史料选辑中，无一提供“铣电”原始档案出处；而在台湾方面，“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即“大溪档案”）已对外开放，供研究者参阅，亦不见此则电报。据“国史馆”所藏《蒋公事略稿本》，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因岳母葬礼将在上海举行，需执绋尽礼，从南昌乘车至九江，预备乘船。当日及次日均无“铣电”之记载。因此，刘维开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铣电”是否能作为蒋中正主张“不抵抗政策”的重要史料，是需要仔细考虑的。
至于张学良本人，晚年也不承认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其“不抵抗”。
据《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记载，张学良告诉历史学家唐德刚：
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关于“铣电”一事，唐德刚问道：“……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学良矢口否认：
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当然，正如杨天石所言，辨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张学良，并不能减轻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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