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诞辰,我们就来聊聊“他”——张牧之。
在张牧之来之前,鹅城是一个黑暗的地方。
富人和地主在城里为所欲为,而人民群众是他们的奴隶,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
老百姓只知道当地的黄四郎,不知道有什么县长。
县长敢反抗黄四郎,他们也不敢反抗,因为县长是流水的县长,黄四郎才是铁打的老爷。
有一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到了中国,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给他安排沿着铁路旅行,希望他能写一写中国的风景。
然而,斯诺却忠实地记下了,他沿途看到的这个古老国家的落后和苦难:
道路两旁种满了罂粟,陕西军阀们为了赚钱,强迫农民把最肥的地拿出来种鸦片,一旦出现干旱,粮食就不够吃,在西北大饥荒的时候,几年时间就饿死了三百多万人;
西北是各种流行病的重灾区,在上路之前,为了安全,天花、伤寒、霍乱、鼠疫……斯诺把自己能打的预防针通通打了一个遍;
饥民为了换一点吃的,心甘情愿卖儿卖女,让自己能多活几天;他们饿死了以后,尸体还没有下葬就消失了,因为在一些村庄里,人肉是公开售卖的……
1936年四川饥荒的时候,四川靖化县县长于竹君头一次看见吃死尸、吃活人的惨像,从小读四书五经的于竹君被吓得精神失常,觉得鲁迅写的《狂人日记》痛斥吃人现象,简直是小题大做。
于是,这位学法律出身的县太爷写了一篇奇文,说“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 ”
所以,食人者不犯杀人罪,应正名为“正当防卫”。
四川人筹了141万赈灾的钱,但国民政府贪腐成性,连这点钱也不肯给到灾民头上,蓬溪县一个小小的公安局长陶子国,就贪掉了一万多元赈灾的钱。
四川省政府三番五次邀请慈善家尹昌龄主持川省赈务,却被对方屡屡严词回拒。
因为尹昌龄认为,四川之灾实为“人灾”,而非“天灾”,他一直在掏钱救自己身边的百姓,却始终不愿和国民政府合作。
“终是人灾一日不去,赈务一日难言”。
谁能拯救鹅城?这是一个当时很多人都在找,却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
从洋务运动开始,这个国家的精英们探索了很多次,却没有一次能够成功。
1
1918年,李大钊介绍了一个学生去北大当图书管理员。
这个当图书管理员的人很不安分,不光在图书馆里读了很多经典,还见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来图书馆借书,有不少还是他的偶像。
每次他看见了自己的爱豆,都要凑上去想要和爱豆讨论学术问题。
可惜,没有大佬有时间听一个操着福南口音的年青人讲话。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有一次,他去课堂旁听,壮着胆子向讲台上的胡适提问。
结果,得知他不是正式学生时,胡适直接拒绝回答。
这个到处碰壁的小透明,就是毛泽东。
在当时的中国,“胡适”这样所谓要救中国的民国大师比比皆是。
但是靠“胡适”这样的人,是推翻不了黄四郎的,因为他们嘴上说自己是麻匪的命,但实际上却怀着一颗师爷的心。
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说,要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
但是,党内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们,守着本本不放,不理睬他。陈独秀就说:“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如何能做共产主义的运动?”
觉得农民重要的,只有他一个人。
没办法,青年毛泽东只能再次回到湖南。
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跑到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仔细听他们讲话。
他很快就发现,很多汉口、长沙的知识分子说的道理,其实都是瞎想的,真实的农民说出来的和他们完全相反。
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但是,他是党内的少数分子,人微言轻,没有人接受他的主张。
1927年,中共五大,他提出“建立农民武装”,但再次遭到强烈反对,还被取消了投票表决权。
除了他,没有人真正意识到,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正是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在全国大肆杀共产党。
秋收起义虽然如期举行,但还是失败了,尔后各大城市的起义也接连失利。
连续的失败终于让共产党明白了,在重兵防守的城市,共产党没有一点机会。
唯一的出路,是农村。
前面说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后来在张学良的安排下,去了红军的根据地,他用自己在红军这里的真实见闻,写了一本《西行漫记》。
在《西行漫记》里,斯诺写道,自己见到了根据地一群年幼的孩子,就问那些还在玩耍的孩子:
“什么是共产党?”
“是帮着红军打白匪和日本的人。”一个八九岁的小孩脱口而出。
“还有呢?”
“他帮着打地主和资本家!”
“那什么是资本家?”
“资本家就是不自己干活,而让别人给他干活的人。”
“这里有地主或者资本家吗?”
“没有!”孩子们齐声一起大喊道:“他们都跑了!”
“跑了?干嘛跑了?”
“怕咱们的红军呗!”
一个小孩子,却说红军是“咱们的”军队,斯诺对此感到无比好奇。
斯诺又去问根据地的战士,为什么参加红军?喜欢红军吗?
战士说:“红军教我们读书和写字,教我们操纵无线电和怎么用步枪瞄准,红军是帮助穷人的。”
“红军待我们好,我们一回也没挨过打,这里人人都一样,不像在白区,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人人打仗都是为了帮助穷人,为了救中国。
红军打地主,打白匪,红军打日本,怎么会有人不喜欢这样的队伍呢?”
红军每到一地,就会把土地分给穷人,减轻赋税,大规模兴办集体企业。
仅仅是1933年,江西一个省就有一千多个苏维埃合作社,在这里,妓女不再需要当妓女,农民不再需要种鸦片,儿童也不需要去地主家当奴婢。
红军的战士有来自四川的,有来自湖南的,有来自江西的。
这些战士要么是被地主剥削的农民,要么是被师傅虐待的学徒,要么是被国民党害死双亲的孩子。
战士没有衣服穿,毛泽东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战士没有鞋子,毛泽东就自己也不穿鞋子……
有个福建苏区的年轻战士,跟着红军走完了长征的全程,却一点都不把长征当回事,还说“如果红军再长征的话,我就再走两万五千里!”
这是受压迫的穷苦百姓第一次自己站起来,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军队。
正是在红军这里,他们才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被当做一个平等的人看待,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在红军刚到井冈山上的时候,井冈山上其实有两支农民武装。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
他们是当地的绿林好汉,占山为王。
一开始,有人觉得,需要消灭这两个人,他们觉得这就是两个土匪。
然而,毛泽东不这么认为,他调查过了,这个袁文才是客家人,因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参加了当地的马刀队,是被世道逼得落草为寇的,占山为王期间也是多次劫富济贫。
于是,毛泽东亲自去见了袁文才,和他聊了聊天,肯定了他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然后告诉他光是占山为王是不够的,革命需要有组织有目标,最后还给他送了100多支枪。
袁文才当了多年的山大王,还是第一次碰到一个真正理解他苦衷的,了解他心意的人。
这一谈之后,不费一兵一卒,袁文才就主动欢迎红军来井冈山,愿意接受改编,从此跟着毛泽东。
毛泽东打心眼里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一份子,人民也就心甘情愿地追随他。
斯诺采访的战士,一说起自己参军之后的故事都会兴高采烈,可以侃侃而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过程。
但是一旦让他们讲述自己参军之前的事情,他们就需要回想好一阵子才能想起来。
用斯诺的话来说就是:
“他们倾向于把这段岁月视为黑暗年代,他们真正的生命,是从成为共产党人开始的!”
这样的一支队伍,在战场上无比坚韧。
飞夺泸定桥的时候,对岸的国民党军早已架好了机枪,第一批冲过去的人一定会被扫射而死,但是红军每一个人都知道,全军的生死都系于铁索桥上,这仗打不下来,自己和战友都要死。
于是,红军战士纷纷主动请战,背着手榴弹和毛瑟枪,攥着铁索一点一点往前挪。
第一个战士被打中,掉到急流中就没有了,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但剩下的人还在不断顺着铁索前进,明知是死,也要夺下铁索桥!
对岸的川军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打仗的人——这些光着脚,衣衫褴褛,只有十几岁的年轻人,当兵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混碗饭吃,而是为了胜利愿意舍生忘死。
打着打着,连对岸的川军都在默默盼望这些红军成功,红军冲过去朝国民党阵地进攻的时候,对岸有的国民党军立马扔下枪就投共了。
斯诺《西行漫记》截图
四渡赤水的时候,红军对国军是3万对40万,国军有飞机侦查,红军在当地没有原来根据地的群众基础,没有依靠。
国军对红军是压倒性的优势。
但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却能在国军的眼皮底子下晃点国军,把蒋介石骗得一愣一愣的。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曾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么描写当时的场景:
“毛泽东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
毛主席用自己的实践,给出了那个无数前辈都没解决的问题的答案:
要拯救鹅城,推翻骑在人民头上的黄四郎,需要的是人民自己的力量,是一支由人民群众先锋队组成的军队。
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国的执政者一直都解决不了中央权力到不了县、乡一级的问题,而在此之后,中国的十多亿人终于可以团结一心做大事。
在1925年,毛主席写下《沁园春·长沙》时,对于革命的前途还有点迷茫,虽心忧天下,但还是写道: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但仅仅到了1936年,他写《沁园春·雪》时,却已然成竹在胸,仿佛天下大势,尽在掌控: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在张牧之成为领导核心之后,打黄四郎的革命队伍就几乎再没有出过大战略判断上的失误。
如果有的话,可能是他觉得解放战争需要5年,但是蒋委员长鬼斧神工的操作把时间缩短到了3年。
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革命队伍都面临过无数惊涛骇浪。
但你总能从毛泽东的诗句中感觉到,在一个充满光辉的理想主义者笔下,革命中那种血与火交织的浪漫感,会让一切风花雪月都黯然失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新中国成立之前,从鸦片战争到日本侵华,随便一个工业国就可以骑在中国头上作威作福。
但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可以在朝鲜半岛硬刚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把对手一路逼退回三八线!
在前三十年里,印度、苏联、越南、美国都像以前的列强一样试探过中国,但新中国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再强大的对手,也无法打断中国发展的脚步。
在革命的过程中,很多人都牺牲了,毛泽东的家人也不例外。
他的弟弟、他的妻子、他的妹妹、他的侄子,都是英烈,20多岁、30多岁就牺牲了。
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从小就吃过无数的苦,杨开慧被湖南军阀逮捕的时候,只有8岁的毛岸英也一同被抓进监狱。
后来,几经辗转,毛岸英被送到苏联学习。1941年,苏联和德国开打之后,尽管中苏之间有不让孩子服兵役的规定,但毛岸英还是主动要求参战。
1946年回到中国之后,毛岸英只跟在他的身边吃了两天饭,就被要求去机关食堂吃大灶。
后来,毛泽东又觉得儿子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和工人一样参加劳动,“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
毛岸英就按照父亲的要求,去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跟着李克农当过翻译,后来又去基层工厂当工人。
可以说,作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一点特权,反而总是战斗在最艰苦最危险的第一线。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岸英又主动要求,去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但不幸的是,1950年11月25日,在美军飞机的一次轰炸中,毛岸英牺牲了,成为了197653名志愿军烈士中的一个。
1951年,彭德怀回北京汇报第二次战役的时候,非常内疚地想要对毛主席道歉。
但是毛主席打断了彭德怀的话:“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志愿军战士死了成千上万,岸英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
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儿有这样的道理?”
但其实,在刚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时候,毛主席一度悲痛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彭德怀离开之后,他站在窗前,默默地看着庭院里的松柏,无不伤感地念起了南朝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毛岸英对自己的要求非常苛刻,即使自己已经付出了很多,已经非常优秀了,毛岸英还总是对自己不满意,想要做得更好。
毛岸英总是在日记里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
在去朝鲜战场上之前,毛岸英又拿这个问题问了毛泽东一遍,但他只是说:“等你回来,爸爸给你个答复。”
谁成想,这次分别,就是天人永隔。
毛岸英牺牲之后,有无数的人往毛岸英的身上泼脏水,用各种各样编出来的“蛋炒饭”段子抹黑毛岸英,说毛岸英去朝鲜战场是去“镀金”的。
在很多影视作品里,毛岸英这个角色一出现,往往都被塑造成一个唯唯诺诺跟在父亲身边的木偶,完全不是真实的鲜活的人。
反而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总是被拍成一个风度翩翩又能力超群的公子哥,什么“台湾民主之父”。
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这个国家,每每战斗在最前线的人,被人说是镀金,要搞世袭。
一个正儿八经子承父业搞世袭的人,却被奉为“民主先锋”。
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可能在某些人的眼里,身为“他”的儿子,就是一种罪过,哪怕把心掏出来把肺掏出来,也是罪过。
毛岸英牺牲之后,毛泽东瞒着所有人,把儿子留下的两件棉衣、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叠得整整齐齐,悄悄地收在了一个小箱子里。
这个箱子,他一直带在身边,珍藏了20多年,从来没有丢掉过。
也许,夜深人静的时候,毛主席还会拿出这些东西细细地看,想象着自己的儿子还活着,还在自己身边。
一直到1990年,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工作人员才发现了这些东西。
我想,如果能重来一次,毛主席肯定想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好好对毛岸英说上一句他心里想了很久,却始终没有机会说出口的话:
“儿子,爸爸为你感到骄傲。”
3
鹅城和平了,张牧之赶走了黄四郎,也在朝鲜打跑了十八国联军。
但这并不代表革命就此结束,反而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的开始。
天底下没有人不会犯错,一个队伍壮大了,总会被腐蚀,总会出现有别的心思的人。
打倒了黄四郎,张牧之还想回山里,继续当他的革命者,可是张牧之的手下不干了。
老三老四不想回到山里,他们想去上海,他们想拿着师爷那里来的委任状,去当新的县长。
《让子弹飞》的最后,老三拉着和电影开头汤师爷一样的列车,奔往上海,留下了张牧之一个人。
而穿着汤师爷衣服的黄四郎,又坐在了列车后面。
历史的车轮还在滚滚前进,黄四郎的身影依然盘踞在革命者身边,阴魂不散。
历朝历代的故事,免不了都要落入同一个宿命:
屠龙的勇士守着如山的财宝,自己也逐渐变成了恶龙,然后等待下一个屠龙者来终结自己,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都是如此地循环往复。
革命者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先锋队被腐蚀了,该怎么办?
1965年,已经阔别井冈山36年的他突然提出:“我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回去看看……”
5月22日,他沿着当年秋收起义的路线,重新回到了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真正的革命者,始终要一把枪对着敌人,另一把枪对着自己。
在井冈山上,他挥毫写下了一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张牧之又一次背叛了自己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再一次站到了人民这一边。
那时的他,还是那么豪情万丈,意气风发。
在他眼里,只要自己想做,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事,是自己做不成的!
哪怕这次的对手,是亘古不变的兴亡铁律。
它看不见、摸不着,它盘亘在人心里,比国民党,比斯大林,比美帝,比他面对过的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敌人都更强大、更可怕!
但他依然敢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其实,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毛泽东就是其中的“异类”。
革命的路上危险重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坚定无比的信仰,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够坚持走到最后。
一大一共13名代表,其中有4人牺牲,有3人叛变投敌,有2人成为汉奸,有2人脱离革命后又迷途知返。
从那条小船上坚定不移地走到新中国成立的人,只有他和董必武两个人。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去世。
董必武去世的当天,毛主席把一首送别词,反复听了一整天,是南宋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
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
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也许是觉得最后“举大白,听金缕”两句太过伤感,他忍不住提起笔,把这两句改成了“君且去,休回顾”。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君且去,休回顾。
这次也一样,张牧之依然是少数,他要净化被腐蚀的先锋队,老三和老四并不同意。
不止老三老四,当初一起上山的人,有的人已经忘了自己本也是穷苦人的出身,又开始骑到穷苦人身上作威作福。
从革命队伍诞生那一天起,这个问题就如影随形。
红军时期有个战士叫肖玉璧,穷苦人出身,给地主放马的,参加红军以后是有名的战斗英雄,战功赫赫,身上有90多处伤疤。
他受伤住院的时候,毛主席曾去医院看望他,当看到这个战斗英雄骨瘦如柴的时候,毛主席眼眶湿润,把自己特批的半斤牛奶全部送给了他。
然而,后来他居功自傲,当税务分局局长时贪污受贿,还把根据地很紧缺的粮、油偷偷倒卖给国民党,从中牟利。
事发被捕之后,按红军法院陕甘宁高等法院的判决是死刑。有很多战士给肖玉璧求情,说他是战斗英雄,希望网开一面,但毛泽东表示坚决拥护法院的判决,一定要枪毙他。
有的人没有忘,但“革命者内心潜藏的黄四郎”看不见摸不着,张牧之以往让他们打谁,他们说一不二。
但这次的对手,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碰到过,即使想打,他也不知道这样虚无缥缈的对手,要从哪里打起。
只有老二,始终站在张牧之的身边。
不少曾经的战友,成为了自己的敌人,他支持的人民群众也不理解他。
在《亮剑》里,1967年,李云龙的部队换了一个新政委,叫马天生。
让李云龙觉得奇怪的是,这个马政委1955年还是上校,怎么才过了12年,就爬到了正军级的位子?
结果一出事,李云龙就明白了。
这个马政委最大的本事,就是挑动其他人不要“文斗”,要去“武斗”,不要光写口号写大字报,要拿枪拿炮去“斗”,最好拼个你死我活。
明明本来是要自我净化,有些人却把事情扩大化,拿战友和人民的血换自己的前程。
马天生正是这种人,才会升官升得这么快。
《亮剑》原著截图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但是需要引导,没有引导的群众力量失控,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混乱。
“革命”可以,但是不能只会“革命”不会“生产”,只会“造反”,不会“建设”。
原先的战友不再和他站在一边,新起来的人有很多也不是真的理解他的本意,只是找到了一条升官很快的大路,只是想做一个“马天生”。
有好人被打成了坏人,有坏人被洗成了好人;有人公报私仇,有人趁机上位;有人只想“文斗”,有人醉心“武斗”……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彻底脱离了他原来的初衷。
他不得不重新拿起了笔,写了很多文件,告诉人民要怎么在“革命”的同时不要忘记生产,不要忘记建设。
但是他老了,他太势单力薄了,那些文件推行不下去,成了一张又一张的废纸。
张牧之举目四望,发现自己无比的孤独。
“四海龙王”水淹陈塘关
1975年,他已经垂垂老矣,做完白内障手术没多久,一只眼睛刚刚能看东西,他就去看书。
有一天,眼科大夫陪他看书,却发现看着看着,他突然发出一阵呜咽声。
大夫赶忙抬头,他不知为何,捧着古书哭了出来。
大夫赶紧起身去劝:“你不能哭,千万不能哭,眼睛要坏的!”
但是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抱着古书,一时间哭得老泪纵横,肝肠寸断。
大夫靠近去看,他读的是南宋陈亮的词《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疆场。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那一刻,岁月塌了下来,重重地压在了他的身上。
他老了,他的时间不够了,他一个人的肩膀再也无法扛起这片天了。
他努力过,战斗过,和数千年的兴亡铁律殊死搏斗过,他真的如同太阳一样,把自己的生命都燃烧殆尽,只想要为天下苍生驱逐黑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在顽固的人性面前,他一败涂地。
尾声
1976年9月9日凌晨10分,他与世长辞。
他诞生的时候,这个国家积贫积弱,人均寿命只有35岁,全国80%的人都是文盲,有钢厂也找不到能胜任的工人。
随便一个帝国主义就可以逼得中国像饥民一样卖儿卖女,最繁华的上海滩,年年都是饿殍遍地,人们的眼前一片黑暗,看不到未来的出路。
他离开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有了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人均寿命达到了65岁,文盲率降低到了20%,有数以亿计的产业工人。
大家能吃饱穿暖,能有尊严地活着,再没有国家能够欺负我们,后来的开放和飞速增长都有足够的基础,前途一片光明。
他引以为傲的两件大事之一虽然失败了,却提醒了后来的执政者,要在内部建立有效的自查自省的机制,时时注意自我纠正,防止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腐蚀变质,不要走历朝历代的老路。
很多人年少的时候读不懂他,但时间越久,懂他的人就越多;时间越久,怀念他的人就越多。
没有黄四郎,对鹅城很重要。
在他死后,有无数宵小之辈又换了一身装束,重新粉墨登场,想要再在这个时代再当一次黄四郎。
他活着的时候,这些宵小都被治得服服帖帖,唯有在他死后,这些人才敢出来对他指指点点,阴阳怪气。
但是这些人也知道,他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很高,直接攻击不成,这些人就编出各种各样的段子,旁敲侧击,抹黑他的战友,污蔑他的儿子,这些谣言七拐八拐,最终都会拐到他的身上。
但是,是非曲直,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
他活着的时候,一直反对个人崇拜,老百姓对他喊万岁,他却总是回答说“人民万岁!”
如果没有他,今天的中国很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模样。
但他却时刻提醒我们,功劳属于全体人民,虽然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无比渺小,但是只要我们团结起来,那谁也无法欺负我们。
无论身前身后,全世界都有无数他的粉丝,景仰他、崇拜他的人数不胜数,无论是敌是友,对他的评价都极高。
但他却时时提醒我们,对谁也不要跪,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每一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数万民众不惜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不惜翻山越岭,从全国各地自发赶去湖南韶山纪念他。
真正一心为民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主席,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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