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疫情让我想起毛泽东关于城市化的言论

　　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又赶上了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为配合防治疫情，已经在家自我闭关多天。实在闲不住，读了点书，突然想起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超大城市的城市发展思路。毛泽东特别关心缩小三大差别问题，当他读到教科书中关于缩小城乡差别的内容时说：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声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他还进一步地提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在毛泽东即兴发挥的这段讲话中，既有真理的闪光点，如控制城市规模，防止人口膨胀，也有某些空想的成分，如公社要有高等学样。但总体上讲，毛泽东的看法是有远见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历史发展，在现实中国农村的某些地区，已经实现了毛泽东所规划的蓝图：农村生活水平赶上甚至超过了城市生活水平，乡镇企业大发展，使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成为工人。至今毛泽东当时提醒重视的城市规模问题，仍然存在，困扰着经济建设的决策者和大城市的居民们。大城市的经济十分脆弱，看似繁花似锦，实际上随时可能断裂；工业化必然导致人口的城市化，是一个经济规律，如何迎接这一挑战，毛泽东当年的思路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