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战略，中共九大会议后，文革大乱局面基本结束，要开始大治，而外交大治是一个重要方面。而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发生了分歧。
毛泽东鉴于北方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强大压力和美国帝国主义在南方的战争威胁，自然很担心中国面临两面作战的问题，他为解决此问题并没有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以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他并没有只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灵感，而是借助于中国古老的政治智慧“远交近攻”，所以决定联美抗苏，制造大三角，毛泽东这种战略一石两鸟，在国际上摆脱了困境，在国内恢复正常政治生态，这种高超的政治手法是一般教条分子永远理解不了的。但据说林彪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苏联再不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敌人还是美国，坚持文革中一贯的口号：“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林彪不大赞成与美国联手，这说明林彪的政治水平还确实比不上毛泽东。
林彪不滿中美和解信息，最早由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谈话时透露出来，毛泽东说中美关系和好党内有人反对，指的就是林彪。
事实上若干年后，中美和解，的确使中国摆脱了腹背受敌的处境，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的确也发生了灾难性后果，文革的鲜红色旗帜，在许多西方人眼里变成了淡红色，连阿尔巴尼亚霍查都指责中国右转。一些教条主义者是永远理解不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家、政治家思想的。事实上，毛泽东的中美和解战略很快使中国摆脱了孤立，世界美、苏格局打破，中国进入核心圈，形成中、美、苏大三角也界格局。
毛泽东的外交立场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两重性的。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外交要为中国及世界社会主义服务，如建国初的一边倒向苏联；所谓民族的，就是外交要为中华民族和世界被压迫民族服务，如朝鲜战争、中印反击战、珍宝岛自卫战和支援第三世界。
毛泽东的外交原则是独立自主。如与前苏联结盟时拒绝苏联干预中国内政，如旅顺港、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就是例子；再如与美国谈判寻求世界大三角战略，拒绝美国军事参与核保护，都是独立自主的表现。
毛主席的外交是整体的，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涉及到民族、领土、地缘。政治上涉及到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与中间带国家之间的关系；经济上和文化上同样涉及到方方面面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内涵占统帅地位；联美抗苏是地缘因素起作用。
毛主席的外交方法是运用矛盾论，详细分析世界各国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充分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把斗争和妥协有机结合起来，谋取中国最大战略利益。1974年，毛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与实践，就是制造第一世界美苏矛盾，或联苏抗美，或联美反苏，团结第二世界欧洲和日本，依靠第三世界，矛盾论运用自如。
中国开放决策，实际上是毛泽东定的，毛泽东是新中国打入西方世界的第一人。林彪不理解毛泽东外交战略，为后来林彪垮台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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