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个很有故事的人。
他上中学的时候便一反常人之态，喜欢作翻案文章，跟别人不一样，有时候实在太离谱了，语文老师就在作文上批语：“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其身。”意思是你如果老喜欢这样独出新裁，驳人面子，早晚得吃大亏。
有人便拿后来梁漱溟的经历种种，尤其是跟毛主席的一段“公案”，说那位语文老师真有先见之明啊，不听老师言，吃亏在后头。
梁漱溟与毛主席的那桩“公案”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恐怕是梁漱溟一生中最大的“亮点”了，他只所以被人记住，并获得那么大的名声，都与此有关，可谓“一吵而为天下知”。
建国初期，国家实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义改造。
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了言，关于农民和农村问题，他说中国革命过去是依靠农民的，现在进城了，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的很快，但农民依然很苦，不能忽略了他们。他借别人的口说：“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在第二天的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列席会议的梁漱溟听着毛主席的话，大感诧异，这不是冲着自己的话来的吗?他又感到委屈，又感到不服气。他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听了主席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话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流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这原来的发言而指教。次日他把信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约他晚上好好谈一谈。结果晚上一见面，他就要求毛主席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主席坚持认为他是反对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两人言语频频冲突，不欢而散。
应梁漱溟的要求，在18日的会议上，他上台进行自辩，在自辩过程中，他与毛主席又频起争执，搞得会场秩序大乱。他说：“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还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主席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他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梁漱溟在台上讲的越来越起劲了，好多过头话也出来了，而且还没完没了了，一再要求延长自己的讲话时间。毛主席被他折腾得实在没法了，好言相劝：“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不依不饶：“我刚才说过了，希望主席给我充分的时间。”没办法，最后在梁先生讲话时间问题上，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结果除了毛主席等中央委员同意他讲下去之外，都不同意他讲下去了，会场中“梁漱溟滚下来”的喊声大起，他被轰下了台。
这便是梁漱溟与毛主席的那桩“公案”。
这期间，毛主席对梁漱溟的批判的语气和定性是很重的，其中也会有话赶话这样的因素在里面，因为主席也是人啊，也会生气的，生气就会有气话出来，这是难免的。毛主席的那些话后来汇总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叫《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针对梁漱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毛主席批判说：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革命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针对梁漱溟“九天九地”的说法，毛主席批判说：
毛主席的话说的尽管重，但他也没有把梁漱溟当成完全的对立面，依然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说：
这件事是不是小题大作呢?后来不断有人抬高梁漱溟，认为毛主席是小题大作，容不下不同意见，借以映射毛主席独断专行，搞一言堂。而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毛主席的做法并不是不必要，正如他所讲，这涉及一个总路线的问题，是关系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问题，事关是与非的问题。梁漱溟提出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存在的，即农民的生活还很苦，但这本质上是总路线与农民利益临时性的矛盾问题，即毛主席所说的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关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的工业化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梁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他表面上是赞成总路线的，他自己也这样认为，所以当毛主席对他的意见进行批评的时候，他感到受到了冤枉，这种感受都是真实的。但毛主席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你说什么“九天九地”，就会影响工农联盟，就会影响工业化，严重起来，“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就要亡国亡党”，所以毛主席坚持认为梁反对总路线，只是自己不明或不承认而已，是有道理的。让梁漱溟这样一个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能够深刻地理解共产党对于工业化的迫切愿望是免为其难的，这一点也是应该理解的。毛主席等共产党人一直把中国的工业化作为其重要的理想和目标，他们认为中国落后挨打贫穷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工业化。毛主席1944年5月22日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
所以，尽管解放后梁漱溟声称“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尽管他真诚的表示“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他也只是基于中共取得了政权这一个基本事实而言，他的思想认知其实是没有发生太大的根本转变的，他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比较肤浅的水平上。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曾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谈过毛梁争论的这段往事，他说：“在这个问题上要为毛主席说几句公道话。毛主席发火不对，但为什么发火?当时关键是对待工业化的问题。不少人认为中国穷，要与民休息，搞工业化哪里来的资金?同梁的争论主要在这里。梁说农民在九地之下，再搞工业化农民活不下去了。毛主席觉得这个完全是为了国家大计，非做不可的事。梁漱溟讲话那么尖刻，毛主席气得很。”
梁漱溟跟毛主席的思想一直都不在一个频道上，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早在他访问延安时，这种不同就凸显着。1938年1月，梁漱溟这个对抗战持悲观态度的人来到延安，想听一听毛主席的高见，毛主席跟他进行了彻夜长谈，开门见山就告诉他：“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梁漱溟把自己新出版的几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拿给毛主席看，两个人就书中观点进行了争论，梁坚持自己的一套理论：要社会稳定发展，必须从“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出发才能达到。所谓“伦理本位”，即注重为家庭为社会尽义务尽责任;所谓“职业分途”，即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行。而毛主席主张“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据梁回忆，“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最后毛主席握着梁的手说：“梁先生，看得出您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有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其实毛主席对梁漱溟的那套理论，是称之为怪论的。1938年1月22日，他在写给艾思奇的信中说：“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但这并没有影响毛主席把他当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来看待。解放后，毛主席再三要求梁漱溟进京，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知道梁吃素，还大声嘱咐说：“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得知梁到京后借住在亲戚家里，马上派人安排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这个时候的毛主席，对梁漱溟是非常尊重的，有什么大事情，也想听听这位诤友的意见，不时地请他到家里吃饭，聊聊天，谈谈话。
1950年9月2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前夕，毛主席约见梁漱溟就此事征询意见。梁表示不同意赴朝，他说：新中国刚刚建立，就卷入朝鲜战争，与美国人直接打仗，后果会怎么样呢?所以他深以出兵为疑。后来，政府希望他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里担任一个负责的职务，他也推辞了。他也是表面上说“既然此事现在已经决定，自当一致拥护而无贰意”，但他奉行的是旁观，不任职，不参政，做“第三者”。
对于梁漱溟的这种态度和表现，我想毛主席心里一定是不痛快的，这也是人之常情。毛主席在1953年的那次中央政府会议上批判梁时就说“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但毛主席尽管不痛快，也没有因此跟梁本人分道扬镳，还是一如既往地谈话、吃饭。1951年9月3日，他同梁漱溟谈话并共进晚餐，了解他参加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期间，对西南土改和对四川的印象。1952年8月7日，毛主席会见梁漱溟，谈话过程中，梁提出要到苏联去做学术研究，学习巴甫洛夫的神经学说，毛主席劝阻他说：“这不合适，要么你去游历一番，参观参观;要么，派你去进修这门学问。你的情况这两种都不是。人家会问：‘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毛主席建议他在国内搞搞社会调查，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还可以通知地方负责同志，为他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过了两天，徐冰副部长受毛主席之托，来问梁先生何时出发、去哪里、同行何人，结果梁先生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脱了，一年呆在家里，哪里也没去!
这算什么呢?显然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不高兴嘛。
象对于抗美援朝那样的大事，毛主席也是需要广泛的支持的，梁漱溟选择的是不予支持，毛主席没有说什么;而梁漱溟一点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做出个样子给人看，毛主席仍然没有说什么。这恐怕是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通病，要求于别人严，要求于自己宽。从这些事情上看得出来，梁漱溟后来跟毛主席的渐行渐远，并非是因为“好恶拂人之性”造成的，而完全是由于自己的思想未能跟上时代的大趋势，不但没有起到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反而成为社会车轮滚滚向前的阻力，成为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消极因素。如果他的建议是积极的、是建设性的，既便再怎么“拂人之性”，毛主席一样会引为诤友，而不会导致关系破裂那样的后果。在革命过程中，毛主席经历过多少拂逆之人?比梁先生厉害的多了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后都成为毛主席的志同道合的战友，并肩战斗在一起。梁漱溟在中央政府会议上以“雅量”对毛主席进行要挟，是没有根据的，没有道理的，难怪当时会引起那么多人的愤怒。
其实梁漱溟也是个比较有思想、有骨头，有气节的人，他也想改变中国，他放弃了北大教职，到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虽然不会成功，但用现在的话说也算个有想法的人。他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李闻被杀真相》，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义正严词，铮铮铁骨，为人称道。1955年，他写出《告台湾同胞》，他说：“我知道，在海外也有关于我的一些谣传，仿佛我就是大陆上坚持着不信服共产党的一个人，因此我有必要来向海外同胞说几句话。……有许多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五年来经历着的事情一件一件多得数不清，这些事情综合起来正不外一件大事实，那就是中国人百多年来一直走着下坡路的命运，如今给共产党扭转了而向上，五年之间真有‘如日方升’景象，这是事实，这是不可否认的最大事实。就是眼前这最大事实，使我无法不信服中国共产党。……一切乱七八糟的旧摊子得到耙梳整理而样样就绪，凡百建设事业得到开布走以至成绩大著，要莫不在此。”他用自己的见闻和思考，告诉台湾同胞：
“请相信：大陆上同胞是生活在民主团结中，并且一天一天会要团结的更好;你们的家人亲戚朋友以及一切不论有无关系的人们都在眼巴巴期待你们归来欢聚，你们难道不能直接间接有些无形尽一份力，使台湾早得收复，或者自己尽早归来?”
1955年1 月 27 日，毛主席在批阅陆定一关于修改和发表梁漱溟这篇《告台湾同胞》一文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时，批示：“刘、周阅，退陆定一同志。陆提各点均可不改，只在文尾倒数第三行第二删去‘事不宜迟，……'几句。此文可以广播，并可在北京、香港两处报上发表。”后来，梁漱溟的这篇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赞颂共产党、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发表在二月三日的《人民日报》和二月五日的香港《文汇报》上。
自从梁漱溟在中央政府会议上那次公然与毛主席叫板以后，他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然，埋头作他的学问去了，写下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中国人》等著作。但他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这都是他自己后来说的。毛主席其实一直都是记着他的，开始那几年里，有时在报告讲话的时候，把他当成反面典型提一提，如他在七届六次会议上说：“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他在《论十大关系》里说：“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他在省、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讲话中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象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至于我们党中央，在他们看来，那是不代表农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党员的大多数都是不代表的。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后来，毛主席对梁漱溟提得少了，语气也缓合了，可能，对于过去的事，毛主席念及旧情了，毕竟，他们有争论，但彼此也曾是引为诤友的。
1974年12月，毛主席听取周恩来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汇报，期间他问周总理：“章乃器、梁漱溟，人大代表没有他们啊?”周总理说:“梁漱溟是政协委员，章乃器的右派帽子还戴着。”毛主席说:“不要戴了。”
1975年10 月 16 日，毛主席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编印的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材料说学部有二十一人出席了国庆二十六周年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何其芳、俞平伯、任继愈、严中平、吴世昌、顾顿刚、吕叔湘、丁声树、贺麟、冯友兰、魏建功等。毛主席在材料上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而期间梁漱溟对自己也是有反思和认识的，1953年10 月4日，梁漱溟给陈叔通、李维汉写信，信中说：“日来漱于自己错误渐有觉悟，特写出如另纸，奉求明教!因我的问题既已交到全国委员会，所以将此稿送会;然实盼主席一阅，俾知我近情盖如此。”
事过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心有凄凄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梁漱溟的认识也只能止于此了，其实他至终都没有明白，他的命运压根就不是因为什么“好恶拂人之性”、不是因为自己态度不好造成的，其根源是思想的差异，他的思想早已停滞在他的固有的乡村建设里了，他没有办法再进步了，而毛主席的思想是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化强国，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导致了他们的思想很难有交集，总是意见不同，总是在争吵，没有共同点，他们已不是政治上的知音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于这样一个老人，对于他思想的局限性，我们应该持有一种理解的态度，对于他同时代的人，他已经走得够快的了。他曾要求毛主席“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的一类”，他认为自己“是属于进步一类的人”，可见，他在愿望上，是很看重进步这一点的，这是人生的遗憾。这又何止是他的遗憾，而是一群人的遗憾。
毛主席去世以后，有一段时间，梁漱溟被捧得很高，什么最后一个大儒什么的，尤其是他与毛主席的那段“公案”，屡屡被人提起，屡屡被人添油加醋，他仿佛成了一个敢于向权威挑战的英雄豪杰。其实这样的炒作，意图是很明显的，是向着毛主席去的，为了把毛主席打造成一个压制民意和不同意见的专制者的形象，他成了被一些人用来射向毛主席的一颗子弹。但他说：“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的确是靠毛主席的领导”，“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建设、国外的威望，没法不承认是了不起的成功”。
梁漱溟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从他老年对毛主席的评价，他是做到了的。这一点，恐怕那些想利用他的人，没有想到。
虽然因为思想的不同和差异，梁漱溟和毛主席从亲密走向了疏离，竟至于“再不相见”，但他们谁也没有忘记谁，他们相互记挂着，这种记挂，带着历史的沉重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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