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和一些中学生聊天，问他们知不知道华盛顿的故事，他们都说知道，小学教材上就有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故事。我再问他们，知道新中国开国领袖毛主席的故事吗？他们都说不知道。
在中国的青少年中，一个编造的华盛顿故事无人不知，而对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雄毛泽东却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面对这样的情形，顽石感到的是锥心的疼痛和难以言说的悲哀！试问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今天，来讲几则毛主席少年时代的故事，看看少年毛泽东有着怎样的情怀。但愿这样的故事能让更多青少年看到！
反对父亲买田
毛泽东受母亲的影响，很小的时候就对穷苦人家充满了同情。
11岁那年，他父亲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7亩田产，毛泽东和他的母亲一致反对这桩买卖，都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一家渡过难关。可毛泽东的父亲却认为用钱买田天经地义，自己不去买来，别家也会去买的。母子两人劝说无效，最终还是“执政党”父亲说了算。
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请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毛小青的父亲）来北京家中做客，曾几次和毛泽连讲起这件事，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即使是兄弟间也不顾情面。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也听不进去。”
读书中的独特发现
在韶山读私塾的时候，毛泽东除了读四书五经，还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他后来在延安对斯诺说：“（少年时代）我读过经书，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造反的故事。”可见，从很小的时候起，如《水浒传》《西游记》一类的书，就潜移默化地让毛泽东产生了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
在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小说之后，毛泽东发现了一个问题：书中描写了那么多的文臣、武将和书生，却从来没有一个种田的农民作为书中的主人公。他所熟悉的终年辛苦劳作却难以糊口的农民，为什么在文学天地里没有位置？这个问题困扰了少年毛泽东两年。
他问了许多人，有老师、同学、朋友、长者，但他们都回答不上这个问题。经过反复的思索，毛泽东终于找到了答案。他对斯诺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毛泽东由此看到了社会的不平等，看到了阶级压迫，一方面压迫者、剥削者占有土地，高高在上，农民穷困潦倒；另一方面农民的疾苦和低下的地位，只有通过抗争和造反才能获得解脱。
少年毛泽东的思索，第一次由文学的命题走向了社会的命题。他时常对身边的小朋友说：“我长大也要写书，写关于农民的书！”
毛主席兑现了他的承诺，终其一生都在替农民写书，替受压迫受剥削的底层人写书，让农民、工人成为书中的主角。这也是毛主席不受精英待见的最重要的原因。
饥民暴动的思考
1910年，湖南发生严重水灾，许多农民颗粒无收，纷纷逃荒，大量饥民涌入长沙城。他们饥寒交迫，朝不保夕，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土豪劣绅、投机商人和外国洋行却趁机大量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导致长沙、湘潭、衡阳等地米价暴涨。一时间，市场粮食奇缺，饿殍遍野。
长沙城有一位叫黄贵荪的挑水工，好不容易凑齐了一笔钱，让他的妻子去粮店买米，米店老板以钱中有几枚不通行的货币为由拒不卖米给她，黄贵荪的妻子只好回来向邻居借钱，等再去粮店买米时，米价又上涨了许多。黄贵荪的妻子悲愤至极，想着面黄肌瘦的一家老小还在眼巴巴地盼着她带米回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走投无路之下，她一头跳进了湘江。黄贵荪闻讯，如晴天霹雳，绝望之中，他带着几个瘦弱的孩子，也一起投江自尽。
惨讯立刻传遍了长沙城，饥民们怒不可遏，他们冲进抬价的粮店，捣毁碓房、米店，要求平价。他们还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去和抚台衙门谈判，要求得到政府的救济。
清政府虽然行将灭亡，但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还是很有办法，他们迅速调来军队，英、美、日、法、德五国也从厦门、上海、汉口等地调来了十几艘战舰，对饥民进行残暴镇压。长沙城一时血流遍地，被捕饥民不计其数，许多人的头颅被高高地挂在城墙上示众。长沙变成了一座屠城。
这件事，对少年毛泽东触动非常大，他和同学们议论了好几天。毛主席后来回忆说：“大多数同学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而感到兴趣。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几十年后，毛主席总结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饥民事件促使少年毛泽东思考：为什么洋人、地主老财、贪官污吏可以为非作歹？为什么勤劳善良的百姓却饥寒交迫任人宰割？正是这种对劳苦大众的朴素深厚的阶级感情，对残暴的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和憎恨，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改造社会的责任感。同时，这种饥民反抗的行动，也使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民众的力量，看到了人民群众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中的伟大作用。毛主席说：“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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