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想写一篇文化大革命是非曲直的文章，但无论怎么写，别人肯定都说过了，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都能得出自己的看法，因为“文革”太浩大了，并且光芒四射，任何人都无法看得她的全身。谁要说找到了最正确的结论，那一定是骗人。佛家早就让人不要“分別”，因为世间根本就没有对错之分，分出对错，那一定是站在或错或对的立场上，去论断它的对立面了，所以，马克思首先申明自己的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去审视世界，所以，我一直在体味毛泽东本人，站在他的角度，揣摩他为什么发动“文革”?他究竟看到了什么?他究竟感到了什么?
毛泽东一生只想“四个字”:政权、人民。他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历史上，出现的伟大的天才人物之一。“天生吾才必有用”，他一出生，就好像肩负着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责任，所以，他一生都在“改革、战斗、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直到生命的完结。
1949年建立政权，到1966年的17年期间是建设、巩固政权，再到1976年是保卫政权的10年，即“文化大革命”10年，“文革”是最受争议的10年。既然有“争议”，那就应该展开辩论，讲道理、摆事实，以理服人，不能张三上台，文革就好，也不能李四上台就一概否定。对于文革暂且不论“是非”，单就全盘否定就不符合辨证法，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二、对立的统一，世上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事物。邓某全盘否定文革，只有相对“意义”，即越否定“文革”的错，越肯定“猫论”的对，也就是“不破不立”，但不能说明“文革”本身真的对与错，“文革”只成了'猫论'的'参照系”而已。否定“文革”的那些人，绝大多数是在'文革'中受打击的对象，他们对'文革'的评价就缺少客观性，加大了主观的成份，评价的真实性，自然就大打折扣了。
世间本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正如相对运动，就看你站在什么角度。还是回来站在毛泽东的角度看文革，探讨文革的发动与当时客观条件的相符程度及有多少主观的合理性。
毛泽东说共产党内懂马列的不多，这话很正确，就连邓先生革了一辈子的命，竟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南巡讲话时很'谦虚'的说自己不懂，不懂的人最后竟然归纳出来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以，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得天下以后，就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毛泽东为什么预言他死后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搞社会主义'不得人心'(很多人一开始就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官享福)，所以，毛泽东住在游泳池，过着清贫的生活，让他们谁也别想搞特殊，他已做出了榜样。1949年建国初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真正革命家的领导下，虽然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正策，但在具体执行中就出现了分歧，严重的说'就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是隐隐约约的存在着，当时毛泽东只视为意见分歧而已，说到这个问题，就不能回避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刘少奇。首先在合作化问题上，刘少奇主张“决不能动摇私有的基础”，而毛泽东正相反，这一点在毛泽东的著作里就反映出来了，
他说“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化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来，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6页)
再看一下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跃进时期的表现。大跃进时已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绝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刘少奇，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全身心投入到大跃进，有的资讯报道，公共食堂就是刘少奇的杰作，并且乐观的附和毛泽东几年、十几年的“赶英超美”。当一亩地产多少万斤粮的浮夸风，传到毛泽东那，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是不相信的。而地主出身的“农民'刘少奇，也包括邓小平，他们在一线工作，本应该知道一亩地不可能产多少万斤粮，为什么不制止?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件'恶作剧'的好事，A村看到B村亩产万斤，自己九千斤，在别的地里拿点充数，不甘示弱，本在情理之中，属于“善意造假'，而且造的'可爱、可乐”，太离谱就真的虚假了，并且《人民日报》还上了头条，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就有责任了，只是毛泽东负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而已。当大跃进出现消极的问题时，刘少奇等人又将责任转嫁到毛泽东身上，毛泽东又大度的做了自我批评。
当毛泽东1959年退到二线时，刘少奇一主政，就提出'三自一包、自大自由”，与建国初的'绝不动摇私有基础'本质是一样的。那么，大跃进时期，刘少奇对毛泽东'赶英超美”附和，是否存在一丝'嘲笑讽刺'的意味呢?刘少奇对大跃进的热情，是否含有'起哄、虚情假意、别有用意'的成份呢?成绩有我刘少奇的份，错误是你毛泽东的盘算呢?当然也不排除刘真心想跟上领袖的步伐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勉强'的，因为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刘和毛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更主要的是，在刘少奇一线主政期间，他周围聚集了'一批追随者'，刘少奇与毛泽东意见又'对立'，毛泽东'控制不住'刘少奇，自然就感到有一个权力集团与他'离心离德”，自然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所以才有毛泽东拿着《宪法》、《党章》发脾气，要人权、党权的事件，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因为在北京发表一篇文章已变的不可能，“水泼不进去，针扎不进去”了吗!
同时毛泽东看到苏联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挖坟掘墓，进行鞭尸，毛泽东自然联想到自己百年以后如何悲剧不会重演。毛泽东本想当一名精神领袖，如伊朗的精神领袖霍梅尼一样，然而，这是梦想，没有实权就没人追随，最后会丧失政权，其实，当时只有刘少奇等极少数一、二个人，敢于和毛泽东当面叫板，刘少奇已处于与毛泽东公开'决裂”的状态，所以才有毛泽东'动一个小于指，就能把你(刘)搬倒”的咆哮。
1966年，73岁的毛泽东已进入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他深感政权已不在马克思主义手里、大权旁落，中央有、地方更是，为自己百年以后的江山不变颜色，为清除睡在边的赫鲁晓夫，他毅然决然地二次'出山”，亲自挂帅打扫'战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开始了。
毛泽东是搞阳谋的人，明明白白告诉世人，就是'炮打司令部'，打倒那些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打倒刘少奇是一个目标，但不是唯一目标，只搬倒刘少奇用不了自下而上，而要打倒众多不能承担社会主义大业的当权派，他们已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腐化堕落，成为社会主义道路的绊脚石，进行政治'大洗牌'。只要毛泽东有一口气，就没人敢造反，这一点他做到了。但死后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重新上台翻案，无疑文革是一次失败的运动。
文革为什么失败?就是毛泽东没有痛打'落水狗”，没有做到'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孤名学霸王”。无论'走资派”多么叫冤喊屈，多么吃苦受迫害，从他的最后的发迹就已表明，毛泽东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毫无人情，事实上，毛泽东恰恰对功臣是很照顾的，即便他们“靠边站”，也尽量保持原有生活待遇。如小平同志下放江西时，虽然被“迫害”了，但仍然住着小楼，外有警卫站岗，内有秘书和家人陪同，还能喝点茅台，几个子女照常读大学。同样，林彪一伙阴谋败露后，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虽被软禁，但照样有酒有肉，生活还是很不错的。毛泽东始终感念他们战争年代革命有功，原本就是想冲击一下，打倒再扶起，其实毛泽东在世时，绝大多数已出来工作了，仅少数是邓小平上台后出来工作的。
毛泽东是仁慈的，如果一棍子打死'走资派”，这样就没有今天的'走回头路'之说了。这也和毛泽东辨证法运用的好有关，什么事不做绝，这也和毛泽东最初的老师生涯有关，老师的特点就是教育、教训，所以毛泽东最喜欢自己是终生的导师(teacher)，谁承想这些学生('走资派')不听老师的话，还'咒骂'自己的老师。
文革是人民监督领导的极端运动，只要是传统意义上共产党执政，这样的运动就是正当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一元社会，没有特殊公民，当时产生大面积的官僚主义，产生大面积的特权阶层，只有发动人民'战争'。所以会有个别人在运动死亡、受苦，是正常的;当今的中国是二元社会，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民)，人民死的还少吗?抗争强制拆迁而自杀的，民警开枪杀人的，治不起病跳楼的等等还少吗?很多百姓为吃穿奔波，吃的有毒，呼的喝的都不洁净，比起当官的，吃的苦还少吗?人民监督领导的文革运动有死人，现在不看群众脸色的领导统治人民不也照样死人吗?监督是社会的平衡器。'走资派'文革中喊受了多少苦，现在人民受了多少苦，又有多少人关心呢?
再看一下刘少奇之死。'打倒'刘少奇是文革的一个目标，但从毛泽东处理事物的方式，也许最后还会保留刘少奇的中央委员身份，可惜的是有几股政治力量不容刘少奇，最后给刘弄出叛徒的帽子，毛泽东也只能顺水推舟。但刘始终是在中南海，因'战争”形势分散至河南，他的死肯定和文革有关，但邓小平就安然无羔，所以和自身生理、心理素质的承受能力都有关系，以及对人生、权力、坎坷的认识程度都有关系。
当然，任何时候死人，都是悲伤的事情，中央让“文斗”，局部就会可能发生'武斗';让有限的'武斗'，就会血流成河，特别象这样浩大的文革运动会更是这样，文革中出现某个部位的'失控”实属正常，但总的来说文革没有失控，既不是动乱，也不是浩劫，如果是动乱，有包括邓小平、陈云在内的中央集体，乘坐敞篷车接见动乱分子红卫兵的?文革做为一次运动，从发生、发展、高潮、结束，也只有4年头，高潮期只有67、68两年，根本也谈不上浩劫，如果是浩劫的话，也是对走资派的浩劫。
总之，文革是一次政治大洗牌的全民运动，毛泽东是国父，没有他就没有新中国，他有权柄设计自己身后事，他有权柄保卫自己亲手建立的政权，他有权柄按照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建设国家，他有权柄清除与自己'离心离德'又丧失社会主义信仰的异己分子，他个人利益已与江山融为一体，所以已无私心而言，他所言所行都是为国家，只要承认他是“父”，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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