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为突出改革开放而否定历史 【评《改革40年的回顾与思考》】

 1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任·仲·平”文章《改革开放永不能停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不能简单地把改革开放的成功归结为市场化和私营经济，因为“不少国家从来就是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却长期停滞不前”。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观点。

 之所以很多人把改革开放简单归功于市场化和私有制，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存在错误认识。他们认为，1949-1978年的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错误的，成就乏善可陈，白耽误了三十年。因此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就归功于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

 通过否定前30年的成绩来突出改革开放，这是不正确的。一是不符合事实，违反习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两不否定”的讲话精神。二是降低了改革开放成就的说服力。改革开放成就巨大，即使客观承认改革前的成绩，也完全可以把改革开放总结好。相反，非要通过人为贬低毛泽东时代来突出改革开放，反而降低了改革开放的说服力。三是不利于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如果把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全盘否定，客观上就是把改革开放等同于私有化、自由化，从而走向错误方向。

 2018年10月第5辑《比较》杂志发表的《改革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一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目前学术界和社会上对改革开放之前历史时期的模糊认识。我们以此文为例，先逐段引用其原文，然后逐条剖析这些观点的问题所在。

表1.改革40年与计划经济20年期间的经济业绩比较

 注：农村贫困人口按最新国家贫困线（人均2300元，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资料来源：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历史唯物主义者看问题要看历史条件，而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首先，仅看GDP、外贸依存度、城镇化率、民营经济占比等指标，改革开放后的成就远远大于改革开放前，这确是事实。但是，这些指标并不能够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貌。改革开放前，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些方面的改善速度还要超过改革开放后。例如，农村灌溉面积从建国初的2.4亿亩提高到70年代末的7.1亿亩，而改革开放以来只增长到9.3亿亩，改革前的增长速度更快。再如，看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两个属于“克强指数”的指标，改革开放之前的年均增长率都高于改革开放之后（工业用电量1952-78年均增长12.6%，1978-2008为8.9%；铁路货运量1952-78年均增长8.5%，1978-2008为3.7%）。至于城镇化率，固然是改革开放之后提高较快，改革开放前优先发展的重工业对城镇化拉动作用不大。但是如果没有重工业基础，轻工业和服务业就发展不起来，城镇化就没有产业支撑，这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城镇化率也不能够真实反映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

 再如，在社会公平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基尼系数仅有0.3左右，远远小于现在。建国前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而1980年就达到68岁，达到当时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小学净入学率从25%跃升到90%以上，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而改革开放之后健康指标的改善速度显著低于同等起点的国家，婴儿死亡率还一度出现反弹。

 因此，作者选取的指标是有偏差的，主要选择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发展比较快的那些指标。这些指标本身固然没有问题，但这样选择性地使用指标，容易人为地扩大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区别，从而给读者造成不准确的印象。

 其次，在上表中“农村贫困人口比重”这个指标，作者用2011年之后的贫困线标准（人均收入2300元）衡量1978年的贫困率，得出1978年农村贫困率为97.5%，这令人费解。尽管进行了价格调整，但是用2011年的贫困线衡量1978年的贫困率，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如果按照这种标准，那么到了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梦”之后，我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现在的标准，按美国现在的贫困线（人均收入超过80000人民币）来衡量，我国现在（2018年）的贫困率将超过70%。到那时，有人写文章说2018年中国的贫困率达到70%，岂不成为笑谈？所以，用2011年的贫困线衡量1978年的贫困率是不恰当的。

 一种流行的观点从总体上否定建国以来实行的公有制为主体、重工业优先发展、土地集体所有制等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要否定这些制度。这种看法并不全面，也会对今天的工作带来误导。

 中国之所以在1978年走上改革之路，是因为改革前的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进死胡同，而且经过“文化革命”的破坏性冲击，经济濒临崩溃边沿。

 改革前实行计划经济、改革后实行市场经济，都有其当时的历史合理性，而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计划经济适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阶段，而70年代末重工业基础已经基本建立，所以这时才有条件结束计划经济。“死胡同”的含义是此路不通、走了冤枉路、浪费了时间。但实际上，计划经济为我国建立重工业基础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二三十年的积累，改革开放就没有基础，因此说计划经济是“死胡同”不确切。

 “经济濒临崩溃”是当时中央有关文件中使用过的话，最初是指1976年“四·人·帮”对经济秩序造成的破坏，而不是指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的绩效。今天当然可以继续沿用这个词，但需要说明，当时中国并不符合典型的经济学上“经济崩溃”的定义。纵观世界，经济崩溃的典型特征是低经济增长、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高债务，但中国并没有出现这些情况。1952-1978年GDP年均增长6.6%，1978年之后增长更快。因此，作为学者，应该对“经济濒临崩溃”所指代的时间段和含义进行具体说明。

 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参照当时苏·联的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体系。

 首先，中国建立计划经济体系的主要原因并非“参照苏联模式”，而是启动工业化的现实需要。发展经济学家（如R.Nelson等）认为，穷国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就必须在短期内大规模增加投资，加速资本形成，即同时在各个工业部门全面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相互创造需求，提供市场。在当时的中国，市场并没有能力把分散于亿万农户的有限剩余集中到基础工业部门，只有实行计划经济，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飞跃。

 其次，中国的计划经济是同苏联有显著区别的。特别是1958年和1970年毛泽东推动了两次向地方的经济分权，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已经摆脱了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一大批企业由地方管理、大中小微企业共同发展，许多地方也拥有了比较完整的、自成体系的经济体系。中国在计划经济程度最高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中国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

 实际上，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是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全球反思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二战之后，主要西方国家都加强了对政府经济的干预，英国1978年统计，国有经济在重要部门中的比例是：汽车50%，钢铁75%，航空75%，煤炭、电力、天然气、造船、铁路、邮政、电信均为100%[1]。正因为如此，才弥补了市场无序性带来的周期性危机，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时代”。

经济全盘国有化，企业按政府的计划指令进行生产，产品由政府调拨，利润全部上交政府。农业实行了全面集体化，农产品由政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统一征购。

——“经济全盘国有化”不符合事实。从所有制来看，当时除了城市国有经济之外，还有大量集体经济。1957年，全民、集体、公私合营、个体经济的比例分别为33.2%、56.4%、7.6%、2.8%；1980年分别为全民60.3%、集体34.6%、个体4.7%[2]。集体经济由集体成员共同所有（类似今天的华为），无论如何不能算作国有。也就是说，国有经济比例最高时也只有60%，而不是“全盘国有化”。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恰恰是吸取了苏联国有农庄的教训，没有实施国有制，“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这是50年代初毛泽东就明确说过的[3]。

——“利润全部上交政府”不尽符合事实。国有企业1958年之前实行统收统支，利润全部上交政府，但1958年之后进行了改革，相继进行了利润留成等制度的试点。企业的劳动保障基金等由成本列支、工会等机构进行管理。集体企业的收益则比国有企业有更高的自主权。

——农产品由政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统一征购，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如果按照作者的说法，当时已经消灭了市场，那么何来“市场价格”呢？这里所谓的“市场价格”，可能是指最初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时所谓的“市场价格”，但当时这个价格并不是真实反映农产品供求关系的价格，而是有大量私商投机、炒作的因素存在，这也是实施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个原因。如果不实施统购统销，固然表面上可能存在一个“市场价格”，但是按照这种价格运行，就会使得有限的农业剩余产品集中到投机商手里而不是农民手里，而不能集中资源启动工业化。因此，此处“低于市场价格”并不说明这一政策不合理。

开始建立国有经济的初期阶段（1953-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处于混合经济时期，市场没有完全取消。这一时期，经济一度发展强劲。从前苏联大规模引进156个工业项目，全面奠定了我国的初步工业基础。这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为9.2%，但主要是工业增长单兵突进。

作者在此处暗示，“一五”期间之所以经济增长强劲，是因为“市场没有完全取消”。事实恰恰相反。“一五”是四个五年计划当中“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程度最高的时期，表现为“一五”期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的80%左右，而1958年之后，中央财政的占比始终没有超过40%。“一五”时期增长动力最主要的来源部门是重工业，而重工业部门是清一色的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因此，“一五”计划的成功说明，计划经济条件下也能够有较快的增长速度。但由于这个结论和作者要得出的“计划经济坏、市场经济好”的结论相反，所以作者此处将“一五”时期的快速增长联系到“市场没有完全取消”，这是没有道理的。

同时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很快就打破了工业化初期快速发展的局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能说是毛泽东发动的。人民公社化首先是基层的合作社为了兴修水利的需要把小社合并，最后得到中央的认可。毛泽东是较早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存在问题并予以纠正的领导人。

其次，不能说工业化初期的快速发展局面是因为这两个运动打破的。如果这样说成立的话，那么假设这三十年一直实施“一五”期间那样高度集中的制度，经济增速就会保持“一五”的高速度吗？显然作者不会赞同。

实际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发动有客观原因。从外部来说，主要是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步扩大，而且也不能像“一五”期间那样过度依赖苏联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因此毛泽东等领导人探索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是“大跃进”的起源。“人·民·公·社·化”则首先是源于农村扩大兴修水利规模的需要。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最初的三年时间出现了严重失误，这是事实。但是，不能说是这两个运动打破了“一五”时期快速发展的局面。即使没有这两个运动，仅仅靠“一五”那样由中央为主进行重工业投资也不可能保持高速增长。“大跃进”客观上促进了向地方的分权，把大量中央企业下放到地方，提高了地方发展经济的能力和积极性，成为今后乃至改革开放后形成地方竞争格局的起点。

但毛泽东又于1966年发动......导致全国动乱。1968年GDP降至1966年的90%。其后虽恢复正增长，但速度显著低于“一五”时期。直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才进入高速增长期。

真话只说一部分也等于说假话。在全文中，除了“一五”之外，作者只提供了1958-1961年以及1966-1968年这两个特殊的短暂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而没有介绍1958-1978年整个20年的经济增长，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手法，使读者形成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就只有“大跃进”和“文革”两件事一样。

实际上，从1952年到1978年，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可比价格计算，GDP年均增长率为6.6%，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数据库计算，也达到4.9%，而同期世界为4.6%、亚洲为5.8%、非洲为4.3%、拉美为5.3%、西欧为4.4%。另外，旧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1929-1936年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5%。可见，新中国的经济增长远远快于旧中国，也领先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这还不算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住房、教育、农村水利等大量建设项目并未像市场经济国家那样计入GDP，实际上GDP还是低估的。

本文像许多同类作品一样，对“大跃进”和文革初期的经济波动给予过度强调，但这两个时期仅占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不到五分之一。正像不能用“大萧条”来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一样，用“大跃进”和文革初期这两个特殊时期的经济波动反映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是不客观、不科学的。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61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少1348万人（而此前此后，人口每年有1300万人以上的正增长）。

三年困难期间人口的减少，是国内外学者批判这一时期最常见的一个证据。但这个证据说明不了问题。

首先，三年困难期间由于大量人口进城又返乡，带来人口登记制度的混乱，因此《中国统计年鉴》户籍登记人口的减少不表示人口的真实变化，对此已经有许多学者予以指出。

退一步说，即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新中国在降低人口死亡率方面的成就也远高于当时的低收入、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

据学者估计，民国时期中国人口死亡率为25‰-35‰（这是在未受战争影响地区所做的调查），我们取30‰的中值[4]。这个值高于1960年代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新中国则用不到10年时间，就把人口死亡率降低到1957年的10.8‰，这已经相当于1960年时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远低于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

虽然1960年的死亡率出现了跃升，达到25.4‰，但仍然显著低于旧中国的水平，也仅达到了当时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如图）。换句话说，即使在新中国死亡率最畸高的1960年，其死亡率也仅仅达到了世界上其他低收入国家年复一年的平均水平。在没有搞人民公社的印度，每年都要死像中国1960年这么多人。而仅仅两年之后的1962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就又下降到10‰，并继续稳步下降。到1978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已经下降到6.25‰，显著低于当时的低收入、中低收入国家，也低于中高收入国家。

“人民公社化”初期（1958-1960年）出现的错误固然应该反思，但也不能无限夸大，更不能用三年的失误来否定三十年集体农业制度的合理性。上述数据无可辩驳地证明：能够让人民吃饱饭、降低死亡率的，是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是那些实行土地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国家。

数据来源：《新中国统计60年》；世界银行公开数据（这两个数据库中关于中国的数据是一致的）。

表：若干国家人口死亡率比较（单位：‰）

对计划经济时期一个主要的批评是，这一时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压低和牺牲了居民消费和收入。这种批评是错误的。

在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的20年间，政府集中全国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大幅度提高投资率，压低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

这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增长9.3%，基础原材料和重工业产品产量有大幅度增长......但这一时期GDP只保持了5.1%的中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没有任何提高。更大的问题是全社会为工业化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实现重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农业、消费品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长期压制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作者正确地肯定了计划经济时期重工业发展的成就，这是正确的。但是作者认为，发展重工业是以牺牲农业、消费工业、服务业、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水平为代价的，这种批评正像“胡不食肉糜”的故事那样，是脱离实际的。（胡不食肉糜：晋朝有一次饥荒，饿死很多人。消息传到宫中，晋惠帝问“百姓没有米饭吃，为什么不吃大肉丸子呢”？）

“牺牲”指的是本来有的东西失去了。但是，如果不搞重工业，就有条件搞农业和消费工业吗？事实并非如此。重工业是发展农、轻、服、城市化等一切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经济成份只占GDP的1/10左右，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只占26.6%，人均发电量7.9度，还不够一盏日光灯照明；每年人均原油产量0.36公斤，只够开几公里汽车；人均钢产量0.29公斤，不够打一把菜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如何改善人民生活？更不用说发展重工业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前提。

从历史来看，中国人真正解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问题，恰恰离不开重工业基础的实现。

以吃饭为例，新中国成立时，农业生产条件仍以自然农业为主，靠密集投入劳动力增加产量的边际收益已经到了极限。要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除了通过集体劳动改善水利、土壤等条件之外，化肥、机械的普及都需要工业基础。实际上，我国1970年实现石油自给。1966年毛泽东“五七指示”之后，农村社队企业和“五小”企业迅速发展，农业机械和化肥迅速普及，1975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亿马力以上，比1964年增长了近10倍[5]。正是因为这些条件，才解决了居民生活和消费的问题。

至于服务业、城市建设也要以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为基础，这是容易理解的。如果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工业生产能力，只靠赤手空拳的人，能搞什么服务业？

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不少第一代领导人是富农或小业主出身，在战争年代也都做过生意、搞过经营，不可能不懂市场经济。但他们执政之后为什么选择了一条看起来违背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从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的。今天的人们在享受前人打下红利的同时，不能用这种轻浮草率的态度去评价历史。杜润生同志经常让别人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是毛主席，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正是对待历史应有的态度。

新中国前30年为人民生活改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美国学者、《毛泽东传》的作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也毫不逊色[6]。下表展示了1952-1978年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化纤、煤、电、油、水泥、钢材都是改善人民衣食住行所必备的产品，难道说这个时期没有改善人民生活吗？

表 主要工业品产量增长情况（1952-197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统计六十年》(200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一版)表1-37

“万丈高楼平地起”，最关键的是要打牢基础。毛泽东时代就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基础的30 年，打基础是很艰苦、耗费时日的，而且打基础的人当时未必能马上享受高楼大厦的舒适。但是，如果没有前30 年打下的坚固基础，就不可能有后40年那些拔地而起的宏伟楼群。

在农村，全面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政府以低价强制收购农产品来保障城市供应，从而保证了工业的低工资、低成本。

这个说法表面上有道理。但是请设想一下，假如你是1953年的决策者，除了粮食统购统销，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既实现工业化的积累、又能保证农村的基本民生和稳定吗？

根据估算，1954年国家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159亿元，假定牌价与市价差别平均为30%，那么按照市价收购需要多支付57亿多元，远远超过当年工业基本建设总额38亿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统购统销，那么中国的工业化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统购统销的办法，是服从于重工业优先发展、兼顾工业发展和农村民生的办法。陈云同志在1953年《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讲话中，分析了八种可能的方式，最后选择了统购统销这种“多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

虽然从粮食购销这一个环节来看，农民的收购价格被压低了。但由于工业化启动之后，工业品也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农村提供，实际上向农村提供了补偿。但是，如果不实行统购统销，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能够实现重工业原始积累的启动，那么农村也就会停留在两千多年“低水平稳定”的均衡状况，顶多维持清朝中期所谓“康乾盛世”时期的消费和积累水平，难道中华民族就靠这个实现复兴吗？

“统购统销”并不是侵犯农民的利益。同解放前相比，留给农民的粮食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在旧中国，农民生产粮食的50%左右都要交给地主，而统购统销的粮食数量，一直稳定在30%以下，而且还有一部分数量返销回农村。从1961年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之后，农村粮食消费量持续增长，告别了几千年来的饥荒，人口数、人均寿命都大幅提高。到198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长到68岁，全国人口数从4.5亿增加到8亿多，这是旧中国任何“盛世”都没有出现的成就。如果没有粮食和基本营养的保障，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

政府要求农业优先保证粮食生产，严格限制农民种植价值更高的农作物。当时的政策称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民则戏称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结果限制了农业发展。

首先，“以·粮·为纲、全面砍光”，是1970年代农业学大寨中少数地区出现的极端现象，而并不是当时的中央精神和普遍现象。从数据来看，经济作物的产量在当时是不断上升的，不存在“全面砍光”的状况。就好比今天反腐败，有些地方出现个别极端现象，4分钟不接电话就要处分，难道能够因此就否定抓党风、反腐败吗？用个别地方的极端现象和具有特殊政治背景的口头禅来总结一个大的历史时期，是不合适的。

其次，作者在这篇文章多处说到，工业化影响了人民生活、粮食不够吃。但是同时作者又抱怨“以粮为纲”，难道“以粮为纲”不就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吗？在粮食尚未满足需要之前，当然要以粮为纲，因为人不能不吃粮食，只吃水果和茶叶。直到今天，粮食安全仍然是农业工作最主要的“纲”。可以批评当时吃不饱饭、也可以批评“以粮为纲”，但是不能既批评“吃不饱饭”、又批评“以粮为纲”。

人民公社实行集体生产和近乎平均的分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集体生产并不必然压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实行集体生产，除了防止两极分化、保护农民利益、提供公共服务等原因之外，从经济上也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在传统农业条件下，农民个体劳动对提高粮食单产的边际作用已经达到极限，只有改善水利、土壤等条件才能改善农产量。而在工业化没有具备的情况下，只有通过集体劳动才能改善土、肥、水、种等基础条件。

集体生产并不必然压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首先，从粮食产量来看，从农业合作化到实施人民公社制度的这30多年，我国粮食产量增幅既高于建国前、也高于改革开放之后。其次，这一时期除了农业耕种之外，还修建了大量的公共设施，劳动投入远远高于传统社会。1979年，全国有大中小水库854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米，相当于4000多个三峡工程的土方量，是建国初的20倍，全国可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增加到1979年的7.1亿亩（2013年为9.46亿亩）是中国历史上兴修水利规模最大的时期，这也充分说明人民公社不是“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目前也没有有力证据表明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参与率低，据温铁军教授回忆，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经济学者为了验证“人民公社时期劳动投入率低”的结论，调查了大量农村生产队的台账，但是却至今并未拿出可以佐证这一结论的数据。

其次，“近乎平均的分配”也有特殊的历史条件。所谓人民公社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实际上指的是“基本口粮+按劳分配”的制度，在整个公社时期，按人头实物分配占集体收入分配的比重都达到70-80%的比例[7]，俗称“人七劳三”或“人八劳二”。之所以要这样分配，主要是由于人民公社可分配的口粮有限。如果没有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农民就连基本的口粮都难以满足（像旧中国那样），那还谈什么积极性？

1958-1977年这20年期间，尽管化肥农药、农业机械、水利灌溉和杂交作物面积有大量增加，农业增加值年增长率只有1.5%，粮食产量年增1.9%；同期全国人口年增长1.9%，人均农产品供应毫无改善。

此段同样是通过人为选择指标、以偏概全。

首先，如果从1952年算起，1952-1978年粮食产量年均增长2.4%。而作者有意从1958年算起，将粮食产量年增速调低为1.9%，这就抹杀了1952-1957年农业合作化期间粮食产量的迅速增加。但即使按照作者计算的1.9%，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1980年同1961年相比，粮食产量分别增加到原来的倍数为：印度1.6倍，美国1.6倍，巴西2.2倍，印尼2.3倍，德国1.9倍。而中国1980年粮食产量是1961年的2.4倍，是1952年的2.02倍，是50年代最高值1958年的1.74倍。无论怎样比较，中国的粮食增速都不低。

同自身比较，新中国成立时期，粮食平均亩产仅为176斤，而1979年达到371斤，是原来的2.1倍。如果按1962-1979年计算（为避开三年困难），中国的粮食亩产从169斤增加到371斤，是原来的2.19倍。而同期印度、美国、巴西、印尼的粮食亩产仅增长为原来的1.43、1.50、1.17、1.86倍，增幅都低于中国。

再看人均占有粮食。中国和印度人口相近，印度的耕作条件还优于中国。但到了1980年，中国和印度的粮食产量分别为3.32亿吨和1.40亿吨，中国是印度的2.5倍。1980年人均占有粮食：中国334公斤，印度183公斤。印度没有搞人民公社、没有搞大跃进，是标准的“市场化”农业，但是直到1980年人均占有粮食仅仅是中国的一半，直到2015年还有1/5的儿童营养不良，这难道还说明不了问题吗？

结论：无论如何比较，这一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都不低于甚至超过美国、巴西、印度等发达和发展中的农业大国。

关于“人均农产品供应毫无改善”的批评，更是有失公允。作者自己也认识到，人均农产品供应毫无改善的原因是“粮食产量年增1.9%，同期全国人口年增长1.9%”。那么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既然这个时期的人口能够这样快速的增长，从建国初的5亿左右增长到8亿多，同时人口的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这难道不恰恰说明新中国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吗？也正是这个时期人口和预期寿命的迅速增长，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人力资源的红利。

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导致饥饿的主要原因不是粮食总量不足，而是由于分配的不合理。此文作者仅仅看到人均粮食产量，而没有看到，新中国前30年不仅实现了粮食总产较快增长，更实现了基本口粮的平均分配（而这正是他批评的“近乎平均分配”），从而解决了八亿人民吃饭的问题，这难道不是“改善”吗？之所以人均农产品供应“毫无改善”，主要不是因为粮食少了，而是因为人口多了。但人口的增加也体现了这个时期制度的优越性，是基本医疗、基本营养普及的表现。所以，用粮食产量来批评这个时代，也是不成立的。

该文作者又认为，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人民公社等制度导致了农民的赤贫，违反共产党“消灭三大差别”的愿景。这也是违背事实的。

改革前夕的1977年，7亿多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17元，按官方汇率合68美元，其中2.5亿人口生活在当时的100元贫困线以下，实际处于赤贫状态，很多人吃不饱饭。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现金收入并不是解决基本生活资料的主要因素。在农村的人民公社，粮食统一分配、住房无需缴费，上学和医疗也只需要象征性缴纳极低的费用，因此居民的现金收入主要是用于基本生活之外的改善性消费，以此来衡量农民实际的生活水平，是不客观的。

“赤贫”是有明确定义的，那就是一无所有。但是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每一个农民都拥有土地、拥有集体收益的分配权、基本教育和医疗服务、居住条件和社会保障，这怎么能叫“赤贫”呢？1976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达到96%，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90%。显然，这2.5亿人及其家庭，大多数是能够上得起学、看得上病、吃得上饭的，难道上得起学、看得上病的人能说是“赤贫”吗？

《回顾与思考》一文高度赞扬1980年包产到户之后农村的变化，但是他没有看到两点：（1）包产到户并不是粮食丰收的唯一原因，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化肥、水利、良种等条件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2）包产到户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特别是1985年包产到户的红利就发挥完毕了，而由于农村组织的瓦解，合作医疗、基础教育等公共事业很快遇到了困难，农民负担加重，农民卫生体系瓦解，农村婴儿死亡率一度上升反弹。这些都说明，不能简单地用“赤贫”二字形容改革开放前的农村。

由于担心农民进城谋生影响农业生产，制定了严格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禁止人口向城市流动。

计划经济时期确实有城乡二元结构，但看这个问题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大国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我国至今也没有取消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相对其他发展中大国，中国对城乡关系是处理得比较好的。

作者认为，限制农民进城的主要原因是怕影响农业生产，这一判断不正确。限制农民进城，主要原因是城市对就业的容纳是有限的。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看，如果不对城乡人口的流动加以限制，唯一的后果就是城市资本下乡兼并土地、农村流民进入城市形成贫民窟，这就是今天巴西、菲律宾等“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常态。

因此，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看上去是对农民的限制，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保护。这是在工业化初期能够采取的最好的办法，否则只会出现更坏的结果。

实际上，作者这种片面追求城镇化率的发展思想已经不合时宜了。早在民国时期，费孝通等学者就提出，不能为了单纯发展城市经济而破坏农村经济。这一思想和毛泽东是一致的，1960年毛泽东指出，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1965年毛泽东做出“五七指示”，在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已经比较突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又鼓励发展农村“五小”工业和社队工业，从而扩大了农民的就业，也为后来的乡镇企业打下了基础。

这些政策不但与马克思主义者要“消灭三大差别”（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理想渐行渐远，也违反了1954年宪法赋予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1977年，乡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82%，城镇化严重滞后。

在工业化容纳不了这样多就业的情况下就放任人口流动，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如果没有产业的支持，城镇化是真的城镇化吗？

作者还认为这些政策与“消灭三大差别”的理想渐行渐远，这也是颠倒是非的说法。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尽管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也存在着各种社会差别，但是无论同建国之前比、同改革开放之后比、还是同其他国家工业化初期相比，这一时期中国的三大差别都是比较小的、缩小三大差别的成效都是显著的。

首先，即使按照作者在该文中提供的收入数据，这三十年的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也是缩小了而不是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从1957年3.2：1下降到1977年2.2：1，职工和农民收入差距从8.5:1下降到4.9:1）

其次，除了收入之外，在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方面，这一时期城乡和地区差距缩小得更快，是建国至今农村公共服务改善最快、城乡差距最小的时期。

1965年，毛主席做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1965年到1975年，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从14.5万张增加到65万张，农村病床占全国的比例从40%上升到60%，农村卫生经费占全国的比例从15%提高到65％，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了赤脚医生，最高时达到500万人，远高于今天基层医生的数量，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成就，被世界银行称为“不发达国家解决初级卫生保健的唯一典范”。

20世纪60年代之后，基础教育资源大幅度向农村倾斜。对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研究发现，建国初期，两所学校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城镇；1952—1955年，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从2.4％增长到6.5%，到了1972年则高达30%以上。苏州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从1952年的3.6%增加到1965年的60%，两所大学的工人子女比例几乎都在1973年达到历史最高峰[8]。

这些成就都大幅度降低了城乡差别，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很难得的，在今天看来也是很难得的。

城镇职工实行了“低工资、多就业”政策，职工的人均实际工资水平在20年计划经济时期每年下降1%。由于家庭就业面上升，减轻了城镇人均收入的下降，实际年增长为-0.1%。消费品供应严重匮乏，食品、衣物都严格限量供应。

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快，消费品供应不繁荣，这是发展阶段决定的。只有重工业化基础具备之后，才有条件发展轻工业，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这是一个先后继承的过程。没有重工业时期的节衣缩食，就没有迅速建立的重工业基础，也就没有改革开放之后轻工业的爆发式发展。

消费品限量供应并不是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而是服务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阶段性的措施，这是从设立这个制度开始就明确了的。1954年9月23日陈云指出“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

票证制度的实施，与其说是为了限制高消费，还不如说是在总消费水平低的情况下，通过票证来保障人人都能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对此，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评价说：“与其说这是平均分配财富，不如说这是平均分配贫穷，如果中国能够在不损害这种公平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成就[9]”。

如果不实行限量供应，中国只会重演欧美国家工业化早期出现的贫富对立状况。从这一意义上说，对我国这样基础落后的农业国，“平均主义”是工业化起步阶段最科学、最人道的分配政策和必然选择。当然，到了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之后，这一制度就应该改变，事实上后来也是这样做的。

工业化的根本意义在于使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幸福安康之路。而计划经济时期靠持续压低人民收入增长来进行强制积累，推进工业化，背离了工业化的本来意义，也背离了共产党人追求人民幸福的初衷。

作者把高投资、低消费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问题，这是不公平的。

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必然要实行“高积累、低消费”，世界各国都毫无例外地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以及殖民地人民承受了巨大社会苦难与牺牲；美国工业化早期直到19世纪仍存在残酷黑奴制度。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初期，就建立了低水平、广覆盖的基本保障，虽然水平不高，但是保证了大多数人能够吃饱、穿暖、有房住、有基本的医疗和教育，同西方国家相比，这一条更加人道、代价更小的道路。

对此，毛泽东1953年就已经明确说过：“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10]

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生活的迅速改善，难道不正是改革开放前30年艰苦创业结下的硕果吗？如果不是为了人民幸福安康，那么党为什么要付出这样巨大的牺牲来推动工业化呢？如果工业化不符合“追求人民幸福的初衷”，那么在没有能源、没有机械、没有武器的情况下，靠什么保卫人民的安全、改善人民的生活呢？难道像台湾地区的政客那样，“用爱发电”吗？（按：当年民进党为了反对国民党建设核电站的提案，提出“用爱发电”的口号）

尽管这一体制在初期阶段加快了经济增长进程，但靠官僚主义的自上而下命令方式搞经济，严重压抑了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结果越到后来效率越低，与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事与愿违。

此处作者认为“靠官僚主义的自上而下命令方式搞经济”是不尽符合历史的。

新中国前30年，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持续的主题。两次向地方下方经济管理权力，就是出于反对官僚主义的考虑。同时，在企业和农村公社内部，努力建立比较平等的人际关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的鞍钢宪法。虽然这方面的进展并不令人完全满意，但是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相比，仍然有较大的改善，是调动而不是压抑了人民大众的积极性。

法国记者卡罗尔1966年在中国参观后写道：“苏联的‘老板’坐在陈设豪华的办公室里,举手投足,衣着服饰也要显出与部下的不同的派头来。在中国的工厂,很容易把厂长混同于一般工人,而把工人当成厂长。我们甚至发现,有时本厂自己的职工也会因为没有亲眼见过厂长而张冠李戴,起码,职工们不必（实际中也没有)对厂长点头哈腰、毕恭毕敬。这位肩负重任的干部还自豪的告诉我,为了避免脱离群众,他遵照党的指示,每个星期还要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参加两三个上午的劳动。”

同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农业组织相比，中国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就依托先进的社会制度，在工业和农业组织中提出了经济民主的管理办法，这是有历史进步性的。

由于所有经济活动都听命于政府，老百姓的就业、收入、衣食住行都要服从政府安排，而政府计划和决策常常脱离实际，结果生产缺乏效率，资源错配普遍存在，创新严重不足，科技进步缓慢。

这一逻辑还是市场的逻辑，认为市场能够决定资源最优的配置。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不是这样的局面，当时最需要补上的短板——军事技术、重工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恰恰都不是市场能够自发解决的，而需要政府集中资源才能够启动。在这些领域，政府的计划更为重要。

从1952年到1977年，学术界估算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大部分年份在0%到-1%之间。

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绩效，对于那个时代是不适用的。

首先，这个时代发展的大部分部门，都是有着巨大的外部性和长期效益、社会效益的行业，不能仅仅用经济效益来衡量。对于军事、能源、机械、交通等部门来说，是关系生死存亡，没有则一切等于0，有了才可能有其他发展。因此，对这些部门主要是解决“有”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效率高低”的问题。在工业化初期，这些行业的下游部门还没有充分发育、形成市场，同时国家又压低工业品价格，以保证其迅速普及，这都使得计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被低估了。

其次，这一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实施了全民就业的政策，这在微观上确实是降低了效率，就如毛主席建国初期说的“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如果不实行这一政策，而是实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减少劳动力的投入，确实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劳动投入少了嘛）。但是，看一看这样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中国这样做，结果就是数亿人没有工作和土地，成为流民，既没有消费能力、又威胁社会稳定，那样中国很快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和今天的菲律宾、巴西那样的国家。

 尽管工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少数领域有重要技术突破（如两弹一星），但整体技术进步缓慢，多数工业部门设备陈旧、技术老化，很多工业产品二三十年没有更新换代（解放牌汽车是一个例子），科技发展水平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大。

“创新严重不足、科技进步缓慢”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除了“两弹一星”之外，中国在1970年代末已经能够制造当时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品，包括大型飞机、潜水艇、汽车、计算机等。在关系人民生活的领域，杂交水稻、人工牛胰岛素、断肢再植、青蒿素等当时都是领先世界的技术。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为改革开放积攒了一支科技人员队伍，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80年代一改革开放就能够迅速承接国际产能转移，成为世界工厂。同建国初期连一桶油、一辆拖拉机都不能生产相比，用20多年的时间实现这样的成就，而且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显然不能说是“科技进步缓慢”。

国际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都证明，靠反市场的命令主义经济，最终达不到实现现代化的目地。据世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2013）计算，中国......被日、韩、新加坡、及我国台湾、香港等亚洲新兴经济体远远抛在后面，位列少数低收入穷国之间，人民生活改善甚微。

所谓“四小龙”的腾飞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他们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体系，台湾和韩国容许美国驻军，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和中国的前沿阵地，它们并不需要独立建设国防体系，反而获得了西方国家的市场、技术和资金支持，是一种依附型发展道路。

这条路对小型经济体是可以的，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并不适用：一方面，中国不可能放弃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支持几个小国（地区）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是能够负担得起的，但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像支持四小龙那样支持中国，也不敢像扶持小国一样扶持这样一个大国。因此，和“四小龙”的对比没有意义。

德国二战中工业大量被毁，国力消耗殆尽，物资匮乏，人民贫困。战后的西德政府毅然放弃了战时管制政策，鼓励自由市场发展，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复苏，并迅速发展为世界制造业强国。日本战败后经济一片萧条，在占领军主持下推行了经济自由化，解散财阀，鼓励竞争，也迅速发展为高度工业化的强国。

作者只说德国和日本二战之后靠市场经济恢复增长，但岂不知在二战之前这两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德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靠战争赔款和殖民获得原始积累和市场，难道中国可以效仿这条路吗？

我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走向市场经济，乡镇企业、民营经济迅速发展，改变了重工业先行的模式，在市场导向下短短几年就解决了消费品长期严重匮乏的问题，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都跨上快车道。

某人买了一个烧饼，没吃饱，接着买，吃完第五个烧饼的时候，饱了。懊悔死了——早知如此，我直接买第五个烧饼吃，前四个烧饼不就省下了吗！

作者犯了同样的错误，把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完全归功于“市场经济”，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是市场经济带来快速增长，那么二战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私有制，但是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中国这样的快速增长，今天还有大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贫困陷阱的国家，实行的也是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这又如何解释？

之所以1978年之后迅速扭转了消费品的匮乏问题，首先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前奠定的基础。

一是重工业基础。我国70年代才实现石油自给，才建成独立完整的机械工业体系，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市场再发挥作用也是无米之炊。实际上，80年代繁荣消费品的主力军仍然是国有企业或者军品转民品的企业。

二是乡镇企业的基础，如果没有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异军突起”的。今天在广大第三世界的农村，并没有像中国那样的乡镇企业。

三是公平的社会的基础。一个公平的社会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3，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大国，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消费市场。

四是和平的国际环境，正是由于“两弹一星”等工业基础的具备，我国才有可能赢得比较公平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从而对外开放。

可见，所谓“改革红利”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积累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释放，如果没有前30年打下的基础，只凭市场化改革，也不可能产生“改革红利”。

今天，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实践的一种最常见说法就是：你看，改革开放前，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衣服也穿不暖，还说经济发展有什么成绩？为了正确评价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的成就，需要专门澄清这种说法。

从农业看，包产到户确实出现了粮食产量的迅速增长。但是，除了包产到户之外，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粮食征购政策的改变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也对农业增产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将化肥列入优先发展的产业，到1965年产量达到172．6万吨，是建国前的300倍，但仍然不能满足农业的需要，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之后，我国通过“四三方案”从国外引进13套合成氨和尿素成套装备，就是俗称的“十三套大化肥”，这些项目到1979年全部建成投产，正好在时间上同“包产到户”的启动时间重合，1984年的化肥使用量是1977年的14千克的两倍多。杂交水稻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研制成功的。从1976年到1984年，正赶上杂交水稻的推广时期，杂交水稻播种面积从0.4百万公顷增加到26.7百万公顷。1970—1977年我国实现了农业机械的爆发式发展。全国农业机械总功率从1970年21653马力增加到1977年的102617马力，到1984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功率也已经超过19万马力。这些条件都对粮食增产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再说穿衣。纺织工业的原料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棉花或者其他可以替代棉花的天然植物纤维，另一种则是以石油为原料生产化学纤维。我国土地有限，1971年全国棉花产量只有4300万担，扣除农民自用、军用和城市居民用的絮棉之外，能够用于纺织的只有3100万担，纺织只能主要依靠化学纤维，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石油自给、机械工业成体系之后，才具备了年产38.1万吨各种化学纤维的能力[11]。可见，正是改革开放前具备了重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才实现了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解决了老百姓的穿衣问题。

所以，中国人解决温饱问题，离不开改革开放，但是也离不开改革开放之前奠定的重工业基础。用改革开放之前吃不饱、穿不暖来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这是不科学的。认为“一放开搞活就吃饱饭了”，也是不科学的。

中国能够走上改革之路，关键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不包括“一五”时期）长期压抑了老百姓的收入提高和生活改善。

前面已经论述过，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不能说是“长期压抑了老百姓的收入提高和生活改善”，如果没有重工业优先发展，无论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都无从提高。在旧中国，在那些陷入贫困陷阱的第三世界国家，难道老百姓不希望提高收入和改善生活吗？

中国能走上改革之路的另一个最重要因素是党内有一批有民主思想、懂百姓疾苦、有历史责任感的老共产党人。他们在传统极左体制下多属于思想上的“右派”，在“文革”中历经坎坷并有深刻的反思，在“四人帮”倒台后带着自己的独立思想重返领导岗位，对上不惟命是从，对“经典”不照搬照抄，把让老百姓吃饱饭看得比传统“社会主义”教条和自己的乌纱帽都重要。他们并不是从课堂上学会了市场经济理论，而是从丰富的人生经历中看清楚了中国的前途所在。是他们从体制内推动了改革，并得到了全社会的呼应。

作者在这里构建了一个语言陷阱——老百姓吃饱饭比传统“社会主义”教条重要——通过这个语言陷阱，就把“社会主义”和“老百姓吃饱饭”对立起来了。

上面我们用大量例子说明，新中国成立之后老百姓吃饭、穿衣、消费等问题的解决，恰恰是由于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实现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并且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和“人民吃饱饭”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

这里就涉及一个根本的认识问题：社会主义的到底仅仅是一个政治理想、意识形态，还是现实中解决经济问题的工具？换一种问法就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经济发展、民族复兴的目标之间，究竟是一致的还是矛盾的？

我们的结论是，对中国来说，坚持社会主义就是从经济规律出发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是坚持经济规律，反之亦然。中国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是因为迷信公有制、迷信计划经济，而是因为旧中国的事实证明，仅仅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解决不了启动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土地集体所有制，才能够打破小农经济的约束，在较低水平上比较有效地集中资源，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抵御得住已经形成的全球垄断资本的封锁以及竞争。所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从经济发展自身规律而做出的现实选择。虽然其中在一些具体步骤、方法、路径上违背了经济规律，比如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但这是实施步骤和具体工作的问题，而不能说整个这一时期的制度选择都是错误的。

在当前的话语体系中，持上述错误观点的人，是为了构造一种语言陷阱，即：谁说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谁就是“搞意识形态”“思想僵化”“左”，而只有坚持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才是“实事求是”“务实”的。这种观点没有看到，迷信自由市场、迷信西方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思想僵化。如果真的从实事求是出发，那么就应该完整地考察整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考察其他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这就不难得出结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充满历史的必然性。

作者把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完全理解为“市场经济”，这看低了改革开放，也看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水平。

中国的市场经济同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种绝对市场化、私有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公有制为主体，市场总体上被限制在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经济领域、特别是一般竞争性领域，而在自然垄断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等非经济目标的领域、关系社会公平的领域，都对市场的作用有一定限制。对此，邓小平同志就说得很清楚：“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得更清楚：“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

我们之所以强调改革开放之前的成就，绝不是要否定改革开放的成绩，因为这两个时期本来就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基础，就没有改革开放的腾飞。反过来，如果否定了改革开放的成就，那么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奋斗也就失去了意义。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两段历史都是倍加珍惜的历史财富，不管否定哪一段，都是不应该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要通过贬低历史来突出改革开放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当前我国受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影响过大，如果承认改革开放之前的成就，“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老三篇”就说不通了。只有把改革开放之前的制度和成就否定掉，才能继续把改革引向极端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方向。

这些观点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中国的发展道路还有可能发生曲折。如何跳出西方经济学的窠臼，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是今天中国经济学界迫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