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有人借“反思”之名任情曲解“文G”，实在不应该。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多处罔顾历史事实，用个人想象代替客观描述，用断章取义代替理性分析，用成见和情绪化看法代替公允的结论，这样的“反思”，究竟有何价值和意义?这里我们仅就此书中涉及毛泽东的一些问题，稍加分析，相信读者从中可一斑窥豹，明辨是非。
此书是以一则关于毛泽东放鞭炮的小“故事”开始的。故事发生在周恩来去世后三周的除夕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让人放了一大阵鞭炮。除夕夜放鞭炮是中国人的习俗，毛泽东此举怎么会有“寓意”呢?可作者却认为这是毛对刚去世的周恩来的“大不敬”。但事实是，作为当时在场的见证人，张玉凤在《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中是这样回忆的：1975年除夕夜，身体极度虚弱的毛泽东听到“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读至此处，我恍然大悟，所谓“鞭炮事件”不过如此，和周恩来去世毫无关系。
作者抓住鞭炮做文章虽只是文学性颇强的一个“引子”，却为全书奠定了基调，即周恩来的晚年时光迷雾重重，大有玄机。为了填充这个预设的叙事框架，作者像位徇私枉法的历史判官，使用各种手段让“卷宗”看上去更加可信。《晚年周恩来》对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法非常娴熟。比如，书中称，毛泽东发动“文G”是“出于内心恐惧感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随随便便就把毛泽东发动“文G”想象成了一种权谋。还称：“对于斯大林之死，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确出自毛泽东之口，但它真实的含义也不是像书中所言，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晚年周恩来》却含混时间界限，以偏概全，来误导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了解的读者。
为了指证毛泽东的所谓“老到权谋”，《晚年周恩来》揪住“伍豪事件”不放，做足了文章。书中对“伍豪事件”的叙述过程，大体上是客观的，问题出在作者的旁白上，这些旁白，就是想说明毛泽东是一个“深谙统御之术”、一贯耍权谋的人。比如书中的旁白称：毛泽东此刻无意整周恩来，但也不想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控制他的机会。对周在“文G”中的暧昧态度，毛虽说不高兴，但需要依靠他应付乱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种容忍的态度。毛对“伍豪事件”故意不表态，使其“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余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这一大番话，没有注明依据，是作者的主观推断。实际上，关于“伍豪事件”，毛泽东先后做过两次批示。1967年5月，毛泽东对周恩来报送的材料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G小组各同志阅，存。”毛特意在“存”下划了两道粗杠。这个“存”字，在当时的含义很清楚，就是不声张、不扩散、不追查的意思。这和社会上的纠周批周之风是个鲜明的对照。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把这两次批示联系起来看，毛泽东的态度是明确的，对周恩来是信任的。第二个批示，早已公布于众，《晚年周恩来》却没有提及。这如果不是掌握史料有严重缺失，那就是有意回避了。
《晚年周恩来》在周恩来病逝问题上浓墨重彩，做足了文章，总的指导思路是想证成毛泽东已厌弃周恩来，对身罹重病的周毫无顾惜之意，既拖延其治疗，又加大批其力度。该书还做出种种暗示，似乎毛是借故不出席周的追悼会，也未作任何悲痛的表示，甚至“认定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打出来的旗子，如果要深入批邓的话，就一定要联系批周。这才是毛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
关于所谓毛泽东拖延周住院治疗的情况，该书作者早就撰文解释过。这篇文章发表在1986年1月4日《人民日报》，题为《在最后的日子里》。作者那时已承认，周恩来为顾全大局，“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比较客观地叙述了周因忙于国事而延期住院治疗的情形。事实上，只要稍翻材料，我们亦可知道周恩来在病重期间仍在进行繁密的政务活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事情只有周恩来亲自处理，其结果才更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对此，我们只能有一个词来形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同一位作者对同一件事做了判若两人、前后矛盾的描述，孰真孰伪，相信读者自有明断。
《晚年周恩来》称：“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作主，一切要听由毛泽东的摆布。”笔者在《周恩来传》里翻到了周在1974年3月8日的一个批注，就是对医疗组拟定的《检查治疗方案》写的，其中说：“根据目前情况，病者倾向于这次不做手术切除。”同一天，周就此事给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表示：“治疗方针仍按照你们原报告在这次施行膀胱镜检查，如可能仍采用通过膀胱镜进行电灼或者电切除；如因病情变化，需采用手术切除，则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这次住院检查治疗，大体上就是照这个意见做的。
稽诸史实，周恩来的逝世，实际上对毛泽东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他虽然在许多方面不满意周，甚至认为周太软，但对周的兢兢业业、忠心耿耿是毫不怀疑的，在维系党和国家的日常运转方面也离不开周。“文G”期间，每当周出现危难之际，毛总是出以援手；每当党和国家需要恢复正常秩序的时候，需要落实有关政策(如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艺政策、教育政策等)的时候，毛也特别需要周的有力帮助。这是周屡经磨难而始终不倒的基本原因。
《晚年周恩来》中对毛泽东的丑化，触处可见。通过上述几例，我们不难发现该书是在给读者灌输一种图解历史、演绎历史的观念。读了这部书，总感到作者是在用一种思想意向拉着读者走。在这种思想意向背后，又若明若暗地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情绪。正是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作者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告别过去，完全抛弃了自己的过去，否定了自己的过去。然而，这种历史情结，并不是一声“再见”就能挥之而去的，它已化作潜意识深藏在作者心中，通过《晚年周恩来》这部书发泄出来。尽管作者看过不少档案材料，书中引用的史料确也不少，但因为笼罩着这层厚重的潜意识，就使得该书成为一种主观意图主观色彩浓厚、颇为情绪化的宣泄物，从而违背了历史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史德既不存，史识安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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