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开始反思“毛泽东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这句话。
奇怪的是，当我接触越多较真实记录那段历史的著作时，却越来越搞不懂“毛泽东究竟在文革中犯了什么严重错误”，相反，一个心中只有人民的伟人形象却越发的清晰!
当然了，受客观条件的局限，本灯塔能够读到的较真实的著作实在是可怜，比如，《毛泽东选集》仍然只是那五本。
不过，非常高兴的是2013年12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出版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这大概是官方出版发行的相对最新、最权威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了。
这套书的第六本记录了老人家1966年10月至1976年9月期间的一小部分言行。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更真实的文革中的毛主席。现摘录部分内容：
1966年10月1日，主席同外宾谈话时说：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
1966年11月17日，谈到中国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们还是国民党遗下来的教育制度，教育工作人员大部分也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所以不搞教育改革是相当危险的。这次是不是能够搞得好，也还要看。总是有所触动，触动到什么程度，那倒不一定。可能隔几年以后，还要来一次运动。要想在几个月或者一年之内把所有文化方面的问题都解决，恐怕比较难。
1967年1月11日，《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说：最近有少数党政负责人为了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任意给群众组织大批金钱物资。中央认为，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
1967年1月27日，审阅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其中第三条是：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1967年1月30日，修改《红旗》杂志社论稿，其中两段：“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1967年2月1日，致信周恩来，指出：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1967年10月7日，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1967年12月18日，主席说，这次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文化革命是个总的名称，实际上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1968年5月8日，谈到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群众提打倒谁，不要怕，多数人是打而不倒。对很多人要考虑商量个办法，特别是对那些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人。我不相信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意见指出：对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筑群、石窟寺、雕塑壁画，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要加以保护;有毒的书籍不要随便烧掉，作为反面教材;把破四旧中查抄的文物图书收集起来，集中保管;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等处所藏文物图书都是国家财产，应当妥善保存;各地应当尽快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
1968年7月12日，谈到控制派性冲突和武斗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些人就是不懂，不愿意到对立方面去。对拥护你这一派的人还要做什么工作?就是要到反对你的一派那边去才有工作可做。你们凡是做一件事，甚至一个动作，都要想到反面。
1968年10月13日，讲到：过去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就差不多了。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
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讲到：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一个是捉了俘虏虐待，我很不高兴的。谈到俄国时讲到：我们不怕他们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们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们的文章，他们就怕。
1971年9月12日，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说：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着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
1972年12月中旬，毛泽东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恩来作出指示：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提出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在年内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
1976年1月14日，邓小平第一次检讨，其中说：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
美中不足的是，该书最后一段引用了1981年的一份文件，实在是有些低估多数读者的智商。
本灯塔比较佩服复出后的彭真所说的一句话：“现在事后诸葛亮太多了，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你就没份?……不能毛主席去世了都推在他身上。”
是滴，不能主席去世了就都推在他身上——何况，当时所谓的“错误”也许后人不会再觉得是错误!
当代人不评当代事。今天，党和政府应该做的是更多、更快的将开国领袖毛泽东的言行原原本本的展现出来。至于是非功过，还是相信读者的眼光和良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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