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网络上关于毛主席的谣言有很多，有些还相当恶毒，好在随着网络大环境的好转，特别是造谣、传谣成本的升高，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时至今日，可以肯定的说，基本没有公知敢跳出来像前些年那样无底线地造谣抹黑毛主席了。当然，只要公知还在，某些人就不可能停下造谣传谣的脚步的，因此，在9月9日前，澄清一些关于毛主席的谣言，提前堵上公知的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公知的刻意误导下，一些人直到现在依然坚持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就是无止境的运动，在他们眼里，前三十年仿佛所有人不是喊口号就是搞阶级斗争，反正就是不务正业。然而，这并不是历史的事实。真相是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1949年，我国钢产量仅有15.8万吨，并且蒋介石在逃往台湾时，带走了国家几乎所有的外汇储备和国家财政所拥有的黄金，所以我们总说旧中国积贫积弱，新中国一穷二白，这绝不是夸张之词。然而到了1975年，根据周总理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国人口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保证了近八亿人口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为后续的进一步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如果真的不务正业，这些经济成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前三十年，国家经济能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肯定离不开毛主席的运筹帷幄。毛主席曾说“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类似于列宁的“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经济，改善国民物质生活条件很有必要，但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化肥等粮食增产的必要条件匮乏，这个时候想迅速改善民众生活无异于痴人说梦，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就必须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能说明政治比经济更加重要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热衷于“和平新思维”，试图淡化政治意识，通过与国内外反对势力“媾和”的方式来为苏联赢得宽松的国际国内环境，从而达到发展前苏联经济的目的。这种只问经济不问政治的结果就是“改革”成了“改变”，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人民的生活也“一夜回到解放前”。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苏联解体后，没有新建过一个电站，没有建设过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工厂，成千上万的企业被关闭……俄罗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采用“休克疗法”，仅在1992年的损失了就超过了9000亿卢布，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000%，从而把大多数俄罗斯人推向了赤贫的深渊。
所以与政治账相比，经济账只是“小账”，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最终结果很可能是贪了小便宜而吃了大亏。前苏联的教训表明，改革是要有“本钱”的，没有一个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在条件不成熟时，强行“改革”就有可能走上“邪路”，甚至走上“死路”。所以，有些人借改革开放否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并由此否定毛主席，这样说的人，显然选择性忽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如此仇视，中国根本没有全面开放的可能性，而只能选择“一边倒”；国内形势同样不容乐观，除了在台湾的蒋介石整天念叨“反攻大陆”，即便在大陆，那些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打倒的“南霸天”“北霸天”们也不会轻易放弃抵抗。所以，虽然毛主席早在延安时期就多次提到：“革命胜利以后，他要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到美国去，要向美国学习如何搞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国内环境却让他的这一愿望落空。正是国际国内环境的客观现实，决定了新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正所谓求人不如求己，通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三十年不到的时间，就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国。
很多数据，要对比起来看才有意义。今天号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的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几乎是相等的，换句话说，就是印度的工业化还很落后。不过，印度在1947年独立时比1949年独立时的中国可是强很多的。印度独立后，英国给印度留下的铁路有5万5千公里，而49年时的中国铁路只有2万2千公里，并且大部分在长期的战争中被破坏或完全毁坏，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出新中国初期的艰难。但在前30年，中国的铁路里程达到了5万公里左右，这些事实是谁也抵赖不了的，在建国后的前30年，经济经济、技术条件、物质条件还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建设了3万公里的铁路。而印度直到现在的铁路里程也才只有6万5千公里，也就是说印度在独立60多年间只建设了1万公里的铁路。相比之下，可见中国前三十年进步的步伐。
正是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国才有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并为之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须知万丈高楼平地起，空中楼阁是无法建成的，那些借后三十年攻击前三十年“贫穷、落后”的说法就好比吃第三碗饭饱了后抱怨不该吃前两碗一样，不值一哂。
关于毛主席“迫害知识分子”的谣言也不少，好像知识分子在毛主席时代真的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要知道，知识分子并不天然附属“好”或者“坏”的属性，一个人的品德是否高尚与学问大小并无必然联系。例如，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主张“和谈”（实质是投降）的“低调俱乐部”成员梅思平、胡适、陈布雷等人，哪一个不是大“知识分子”？难道这些汉奸顶着个“知识分子”的头衔就可以为所欲为，打不得，骂不得，否则就是“迫害知识分子”了？
在我看来，那些汉奸知识分子是该受到“迫害”，而且必须受到“迫害”，不过，历史事实表明，即便对这样的“知识分子”，毛主席也非但没有“迫害”，相反却相当宽容。例如在谈到周作人时，毛主席曾轻描淡写的说过：“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对梁漱溟也是一样，毛主席虽然明确表态梁漱溟是反动文人，但对梁漱溟“反动文人”的定性并不妨碍毛主席“希望他当选为政协委员”，因为毛主席认为梁漱溟有充当反面“活教材”的作用，且“因为他（梁漱溟）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
可见，说毛主席“迫害知识分子”纯属无稽之谈。毛主席崇尚科学，热爱知识，一部浩瀚的二十四史，毛主席更是读了无数遍，说毛主席是中国近代最精通历史之人当不为过。正因为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毛主席才会发动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知识水平，毛主席大力推广简化字和拼音、普及基础教育。解放前我国的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到了1982年，文盲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2.81%。可见，国民的文化水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就有了质的飞跃。大规模扫盲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极大的提高了国民的文化水平，“坏处”则是打破了“知识分子”对知识的垄断，让那些“知识分子”不能仗着肚子里那点墨水人五人六了。
作为大知识分子，毛主席始终对“知识分子”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点从他对梁漱溟的批判中就可以看出来。毛主席认为，杀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并且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众所周知，今天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批热衷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虽然有些公知看上去人畜无害，可是关键时候吹哨子、递刀子的缺德事可一点都没少干。远的不说，新冠疫情期间，公知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大家都还记得吧？不客气的说，这些公知就是“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典型，就特么应该受到“迫害”，就应该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知识分子的称号并非护身符，知识分子同样要遵纪守法。违法乱纪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却必须受到“迫害”，这并非“迫害知识分子”，只是“迫害”违法乱纪分子，仅此而已！所有的知识分子当以鲁迅为榜样，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谦卑心态，扎根到人民群众中去，如果真能做到这样，何必杞人忧天担心“迫害”？
今天，一些人一提到“枪杆子”似乎就呼吸急促，恨不得以头抢地尔。这些人，表面是一群“和平主义者”，实则根本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和平，因为靠乞讨，永远乞讨不到和平，只有枪杆子才能捍卫正义、守护和平，正所谓，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一些人用毛主席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说法来污蔑毛主席不爱好和平。并且“根据”网上流传的毛主席曾对赫鲁晓夫说“中国死三亿人没关系”来咒骂毛主席的冷血，然而事实上，毛主席的原话是：“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还跟他谈什么，打就完了，说敌人不打是不倒的，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必须要打，通过革命的手段，通过武装打败他，既然你的力量这么强大，还谈什么，所以什么‘绞索政策’都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提出来的。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
实话实说，毛主席的这番话无非表明了一种不信鬼、不怕鬼的态度而已，否则该怎么说，难道要说“中国人最怕死了，哪怕对方打死我们一个人，我们就马上投降”？这样说就是“人权高于主权”了？如果屈膝投降能换来和平的话，田间又何必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哪，这就是奴隶！’”？
延安整风时，毛主席严禁杀人，他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哪怕对方已承认自己是叛徒并出卖过同志，甚至承认是打入革命队伍内部来刺探情报的国民党特务。毛主席解释说：“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哪里“残忍”，哪里“好杀”了？
当毛主席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时候，他的很多战友还热衷于领导工人运动，不是说领导工人罢工游行不对，但在毛主席看来，领导工人罢工游行并不会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并非是毛主席的先见之明，而是因为罢工游行这种方式他早就已经试过，并且已经被他证明过行不通了。
1919年10月10日，毛主席组织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游行，谭延闿接下来《请愿书》，却在事后对所提各项要求断然拒绝。11月下旬取代谭延闿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则将威胁指向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毛主席，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几乎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正是这样的挫折让当时还十分年轻的毛主席深刻意识到，“非暴力”的革命运动在中国不可能取得成功，而必须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毛主席曾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但如何保证有理的就一定能赢呢？要想取得胜利，靠文字、靠言语显然行不通，而只能是世俗力量，是枪杆子。拳头硬的未必有理，但如果拳头不硬，再有道理，在更硬的拳头面前，也可能没了道理。这就是为何只有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这不是毛主席的发明创造，这只是毛主席反复实践摸索后的发现！
网上还有不少人说毛主席要培养毛岸英当接班人的，不可否认，毛主席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接班人选，刘少奇、林彪等都曾是其重点培养对象，但这几个人显然都离毛主席的期望还有差距，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毛主席真正考虑的，并非他个人的接班人的问题，而是接无产阶级事业的班的问题，所以，毛主席才说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那么，毛主席到底有没有将毛岸英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呢？有！因为毛主席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岸英显然是其中之一。但毛主席有没有将毛岸英作为自己个人的接班人培养呢？
要说清这个问题，需要拿蒋经国作为一个比较。蒋经国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首先安排他到军队锻炼，仅仅一年后，蒋介石就送了蒋经国一个少将军衔，又过了一年，蒋经国“空降“赣南，任地区行政专员和保安司令，到了1945年，蒋介石又将蒋经国提拔到中央，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军的领导，再后来到了台湾，为了蒋经国，蒋介石不惜委屈自己的“干儿子”陈诚，一手培植蒋经国的羽翼，这才叫培养接班人。
反观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一直在基层、基层、还是基层，种地劳动是毛岸英的主要任务……有这样培养“接班人”的吗？如果说上朝鲜战场是“镀金”，难道解放战场就不能“镀金”？要知道解放战争中我们军队可是一路顺风顺水，捞战功、攒资历可是再好不过的，可这些“好事”毛岸英完全沾不上边。然而，当朝鲜战争爆发后，面临国内尤其是党内一些高层干部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反对、摇摆，此时的毛主席需要说服他的战友，而最好的说服方式，无疑就是送自己的儿子上朝鲜战场……
所以，那些说毛岸英去朝鲜“镀金”的无知无耻之徒不仅亏了良心，而且也侮辱了为国捐躯的毛岸英烈士，更侮辱了毛主席的伟大人格。毛主席如果真的想培养毛岸英做“接班人”，他可以有一千种方式，却唯独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制空权、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将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上去，就算让毛岸英去朝鲜战场，也完全可以在后期朝鲜战场的局势缓和之后再派去嘛，难道那时候就不能“镀金”了？
毛主席一生痛恨阴谋诡计，他崇尚“阳谋”，凡事堂堂正正，他的一切都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接班人的问题同样也不例外。
除了以上这些谣言，还有更恶毒的，说是最恶毒的也不为过，那就是污蔑毛主席“独裁”。很显然，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虽然后来的毛主席说一不二，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除了那些从井冈山时代就跟随他的红军将士，很多人对毛主席都是不服的。萧华将军之所以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那是在一次又一次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小平同志说长征的时候只有三个字：跟着走。事实也证明，只有跟着毛主席走工农红军才一次又一次的转危为安，由弱变强，直至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跟着走”并非因为毛主席“独裁”，而是所有人都意识到，只有“跟着走”才有出路，这种近乎迷信的信赖是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毛主席强加给任何人的。
如何看待毛主席，不仅是个认知问题，更是个良心问题。毛主席留下的，是一个打下坚实工业化基础的中国，是一个拥有两弹一星赢得对手敬畏的中国，是一个朋友遍天下赢得世界尊重的中国，是一个亿万人民同心同德的中国！是毛主席砸碎了几千年来禁锢中国人的一切枷锁，给中国人带来了彻底的解放，也给中国人树立了永远的自信和自尊的神圣信念。说起来，中国人何其幸运，只用“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就换来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巨人无私的奉献了一辈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还不够幸运？！
我曾多次说过，我热爱毛主席，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去维护毛主席，几年下来，虽然水平有限，能力也很一般，并且还曾为此遭受过无数冷眼和嘲笑，但我问心无愧，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我热爱毛主席最好的方式。诚然，毛主席的光辉并不会因为那些谣言而有丝毫暗淡，但是，澄清谣言有助于阻止谣言的继续扩散和堵上无知者的嘴，这既是对伟人声誉的负责，也是对历史真相的负责。俗话说清者自清，真正的高尚经得起诋毁，乌云也注定不可能遮住太阳的光辉，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忍让、退缩，放弃为毛主席辩护的借口。
有些事情应该讲个清楚，有些道理也必须说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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