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其实一直在反映着一个向来不为文艺工作者们倾心琢磨的道理：政治，才是一切军事元素的核心。
毛泽东同志创建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而不是过去许多年间国内太多影视作品里展现的吆五喝六的军阀或是转着左轮手枪、摆谱耍帅的美式西部牛仔。党的枪杆子只是为了创造政权和保卫政权的工具，而非党的底色——相反，政治才是枪杆子的底色，枪杆子应当受到政治底色的熏染与领导，即“党指挥枪”。如毛主席所言：“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以这个道理为准，我们可以清晰地将所有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划分三六九等与敌我阵营。将政治剧拍成军事剧的，必然无法给出高分，因为它无法解释领导军事力量的政治团体间的差异；但是能够将军事剧拍成政治剧的，显然是在剧作灵魂和主体格局双重层面得到升华的文艺翘楚。2021年的电视剧《功勋》（暂时只谈前六集），以及“能文能武”的李延年同志，叫人如何不泪流满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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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年部分的前六集，关键的要素、也是剧情的灵魂核心实质就是一个词：解放。战前部署，在各连连长“争抢任务”时主动化解干戈、从侧面和全局视角解读连队任务的实战价值，这是解放军事思想；指导班排一级的干部领悟“对士兵尊重和信任，也是战斗力”，以及后续发挥罗厚财的主观能动性（采纳其阻击坦克的建议），这是解放民主思想；率领一众不被上级完全认可的“待政审同志”秘密击毙美军军营里的台湾汉奸、已自证清白，这是解放领导思想。
用《功勋》制作方的话术，“有血有肉”，就是屏幕里所呈现的“能文能武”。所谓有血有肉，“血”是军人的“钢”，“肉”是党员的“气”，只有钢气皆存、军人和党员相融合，且气为主体——即电视剧里引用的毛主席名言“美军钢多气少，我们钢少气多”——李延年才能以优秀同志的形象，将现实与剧中的人物经历完满化。这一点，导演组真的太“懂”了，非常写实得让立了大功的前国民党士兵罗厚财，在镜头前眼神坚毅得对李延年说出了自己的梦想：“我想入党！”
“有血有肉”，从李延年这个解放军（志愿军）干部个体的角度，是军事指挥才能与政治教育才能的有机统一；而放置到一个班排、一个连队、一个营团的队伍规模，则是军事指挥官与政治委员的有机统一。
在剧中，作为政工干部即连队指导员的李延年，毫无疑问是大多数剧情的核心，因为只有身为一个政治角色的他，能够担负起电视剧剧本的核心任务——“解放”这一终极信念。其他的所有重要角色，都只能在剧情的层面作为配角出现，他们必须为连队中最重要的职能人物“指导员同志”让路。这一点，在小安东的剧情情节及其后续的人物变化中，体现的最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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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安东本是一个流民，是一个十分脸谱化的民国时期在国民党治下无依无靠的社会底层生命。在兵源吃紧时，本是无人问津、饿死了都没人知道的他，被国民党的壮丁政策强行赋予了社会角色：一个被迫背井离乡、离开相濡以沫的爱人，去前线为蒋记法西斯军阀贡献力量、保卫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场炮灰。
当来到朝鲜的小安东因为害怕在美军的炮火下丢掉生命、因为思念他的二妞而选择当一个逃兵时，电视剧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区别。既是因为打仗怕死，也是因为国军阵中特有的风气：等级森严，打骂战士，干部与士兵享衔受禄不公，军队与群众关系不睦（没有军人的荣誉感）。战争时期的国军内部存在严重的官兵对立，导致其军令不一，故只能靠法西斯纪律来维持秩序，驱使士兵和下层军官卖命、直接服务于大小军阀，从而各买办军头的利益。在蒋介石治下，国军内部普遍实行效仿意大利军队墨索里尼式的“肉刑”，军阀作风明显，对士兵、下层官兵非打即骂，对败兵处罚更是残忍，刀砍、枪杀、分尸、打死煮汤令其他人喝下等封建军队式惩律层出不穷。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获最高荣誉的有172人，其中职衔基本明确的：将校以上文武官员占96.51%，将军及省部级以上官员又占83.72%；“国光勋章”在抗战期间国府仅授2人，即蒋介石本人和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在抗战期间共授170人，其中将官以上136人（含美军4人：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陈纳德），占80%；校官20人，占11.7%；尉官3人，占1.7%；军士2人，占1.1%。而毛泽东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获得最高荣誉的有183人，除4名营团职干部外，占97.81%的都是基层指战员、民兵和普通老百姓！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党“有饭吃”（淮海战役后期，许多国军来投降的第一目的就是为了有东西吃），更是因为电视剧中李延年的那一句“官兵平等”。
三湾改编除了确立党的领导，另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时年34岁的毛泽东严肃指出，在部队中应取消军官特权，同时要规定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官兵在政治上和待遇上要平等；且在团、营、连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参加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实行军队内部民主，这是毛泽东在人类军事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有效保障官兵特别是广大士兵的军队内部地位，使他们感到政治上翻身、精神上解放、人格上获得尊严。还记得今年7月郑州的暴雨洪灾吗，当时在郑州阜外华中医院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的救援现场、在人民子弟兵紧张有序的水中赈灾身影里，有一位不停忙碌着的同志当时被网友认出：朱生岭。
朱生岭，1957年11月生人，中央委员，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政委，上将军衔。2019年的建国70周年大阅兵，领衔装备方队出场的五大战区指挥员中，朱生岭将军正是我军中部战区的代表，率领着鲜红的战旗方队与滚滚铁流，接受大大和全国人民的检阅。灾难面前，将军与战士并肩同伍，没有军衔之分，没有官阶高低，没有领导架子，没有官僚主义。
割除封建等级文化，注入党领导下的民主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思想，这是毛主席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在风雨飘摇中始终屹立于亿万中国人民之间长达九十四年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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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剧《功勋》里，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区别被彻底体现，导演非常巧妙的运用对比、先是让七连连长刘家龙怒气冲冲地叫嚣“枪毙”，然后再安排李延年政治教化的剧情。共产党是没有抓壮丁政策的，甚至每次战前动员时还会询问“有没有想和老百姓一起转移的”并发放粮食——我们的战士那个个都是宝贝疙瘩啊，轻易就鸣枪击杀吗？李延年提供了一个让人动容的答案：多杀一个人，就少一份战斗力；多教化一个人，则多了不止一份战斗力。他告诉了所有观众：如果真的将小安东一枪毙命，那么共产党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呢？小安东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共产党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朝鲜他继续冒着生命危险离开志愿军队伍又有什么值得苛责呢？从后续小安东这个剧本人物的蜕变可见，李延年对他的教化，正是一种“解放”。对此，七连连长刘家龙的反应很“脸谱”，他怒斥小安东“为了个女人，没出息！”
这样的呵责很符合国内国外的右翼群体和自由派势力对共产党的臆想和污蔑：毫无人性、压制情感。
二妞，她可是小安东的爱人和他的救命恩人啊，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至亲至亲的亲人，为了二妞而产生怯战心理，这真的很丢人吗？他先是告诉了同志们小安东和二妞的故事，让全连通过与小安东产生共情而消除敌我隔阂。继而，李延年转身，向全连同志激发“二妞”这个人物的“普适性”，让大家各自诉说和怀念自己的爱人、家人。瞬间，“二妞”便被升华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二妞！
这些二妞们，她们是爱人，是母亲，是父亲，是兄弟，是姐妹，是孩子……她们在遥远的国内，等待着志愿军战士为她们保卫身后这座拔地而起不过一年的共和国政权！紧接着，他再转身，教育小安东：你的二妞不止是一个二妞，她更是一个阶级，她是千千万万有可能如死去的朝鲜人民一般被美国鬼子炸死的中国人民中的一员，她不仅仅是你小安东一个人的妻子，她更是我们全体志愿军要用生命去守卫的亲人！他明白了自己不仅是为一个二妞而战，更是为捍卫千千万万个二妞的幸福生活而战！他口中原本毫无意义的“二营上去就没几个活着回来的”也在此刻充满了雄浑的价值：志愿军在朝鲜的战死，换来了身后的二妞们、以及中国世世代代的二妞们的活着。
这也就是政工干部李延年同志所刻画出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一个是为人民而战，一个是为蒋氏军阀头子的独裁利益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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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由本是逃兵又被李延年救下的小安东铺开，电视剧的第二个高潮出现：抵御敌特的政治策反。第五次战役结束后，谈判成为了朝鲜战场的重点，这是一场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焦灼拉锯战。停战谈判历时整整两年，期间经历了美国总统更迭、美军前方指挥官更迭、苏联斯大林去世等重大历史事件。从开城到板门店，谈判异常艰辛，还发生过中美双方静坐、一言不发、双方外交人员直勾勾怒目注视彼此逾俩小时的无声大戏，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谈判奇观。这一点，在电视剧《功勋》中也给出过一定程度的演绎。
谈判为什么如此艰苦？主要交锋争夺在两个点：①军事分界线的划定（美军无端要求中朝军队向北退让）；②交换战俘问题。尤其第二点，就交换战俘的交涉，中美双方在人道主义高度上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然而美方却依仗军事威胁而无视对等原则。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美军和台湾方面的蒋匪军动用了大量惨无人道的威逼手段，并排出大量汉奸利诱策反我军。
1951年下半年谈判一开始，我方就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中“战争结束后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和遣返”规定，要求美方遣返我军俘虏。
然而美军却始终主张所谓的“一对一遣返”、“自愿遣返”，即我军被俘人员必须“自愿”才能回来。因为在美军战俘营中，卫生条件差、缺医少药这些就不多说，最可恶的就是美军对我俘虏实施了一系列反人类的虐待行径，威逼不准“自愿遣返”。根据程绍昆《美军战俘》和王树增《朝鲜战争》等载，蒋介石在朝鲜战争期间派出数批“策反组”，前往前线的美军战俘营，和美军一同对我军被俘人员施虐、利诱、逼降。
蒋匪和美军让被策反的叛徒挖出我战俘的心脏、割我战俘的肉，并让战俘们分而食之；把消防水龙头插进我战俘的肛门，一桶桶凉水把他们肚子涨得溜圆；还用高分贝噪音、强光束照射、超强微波刺激等“高科技刑罚”残酷折磨我战俘。美军和蒋匪还有一种酷刑：刺笼，就是把大铁丝网分成很多小圈，每个小圈长1.5米，高1。5米，宽1米，朝里的铁刺被磨得尖尖的，使我战俘站不能直腰、躺不能伸腿、靠又不能靠，只能缩成一团呆在中间，常常被扎得满身是血。能活着从刺笼里出来的我军战俘，大都遍体鳞伤、气息奄奄，有的人出来后长达十多天不能动，有的则终身残废。美军和蒋匪对志愿军战俘强制实施的“遣返志愿甄别”，实质就是强行将我军战俘划分为“愿回大陆”和“要去台湾”两部分，并加以分别关押。他们用坦克机枪扫射愿回祖国的我军战俘，更是在1952年4月把坦克开进了釜山第一、第三伤病战俘收容所，造成战俘伤亡达300余人。1952年10月1日，美军又动用11辆坦克和两个营的士兵向志愿军战俘扫射，造成近200名我战俘的伤亡。美军向朝鲜战场派出了神父、牧师来“传教”，给我战俘“洗脑”，在他们身上刺上“反共”等字，使他们远离“共产主义魔鬼”，以逼迫他们“就算回到中国，也会被视为叛徒”………这样的政治战、心理战，对于当时的李延年们而言，绝不比抗衡美军的飞机大炮要来得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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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是各国之中唯一一个汉奸伪军数量多于敌军的国家，这不光是人口庞大的问题，也是包括国民党、各地军阀在内各路统治组织「政治缺位」的表现。但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和解放区则是另一番光景，我们不但善于政治保卫，更擅长政治出击、主动教育拉拢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士兵。不要说日后的朝鲜战场，就是早在反围剿时期，1929年1月29日，国民党军曾攻占井冈山小井，包围了那里的红军医院。彼时，130多个伤病员被赶到稻田里，四周架起了机枪。敌军团长宣布：“只要口头声明不当红军的，站到一边，发给银洋放走，不声明的马上处决！”结果，任凭这个团长跳着脚叫喊了几十遍，红军的伤员们始终沉默着，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敌人的机枪终于还是响了，鲜血染红了稻田，流向溪水里……这就是毛泽东的红军！
到抗战时期，我们已经能够将政治战纯熟地运用到实际中。1937年10月，毛主席将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抗战期间，针对我军日俘不断增多的情况，我党还创办了著名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任校长，对日俘进行系统政治思想教育，很多学员后来都成为反战同盟战士。后至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又发布了《对俘虏工作的指示》，确立对被俘蒋兵“权衡利弊、灵活运用”的方针，明确“大部争取补充我军”、“做好俘虏教育”等规定，把我人民军队的俘虏工作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像国民党著名高官杜聿明，更是能在1978年当选为我国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这些，在电视剧《功勋》中通过擅做政治教育工作、对每一个解放战士的背景了如指掌的李延年均有体现。面对上级政审领导对期间某些“解放战士”的不信任，李延年选择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情况下，主动带领他们为自己正名，向那个不断进行广播策反的台湾汉奸“皮特王”发起进攻。
身上的污水，别人是擦不净的，能够把一身污浊用力洗去的，只能是真正咬定信念的自己。1948年10月17日，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我军重重包围和政治教育之下，正式率军起义，编入我军编制。1949年1月2日，第60军被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辖第148、149、150、167师（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政委），并在一年后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在第三次战役中，这支几乎与解放战争时期人员无差、曾经懒散笨拙又军纪涣漫的“败军”，竟然高吼着“保卫祖国！”、“请毛主席和军委放心！”，在朝鲜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一举解放了汉城！在第四次战役中，这支焕然一新的军队更是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五十个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
后来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的曾泽生，只落下五个字：“因为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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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民党的兵，蜕变为一个共产党的人民战士，究竟要走多远的路？像罗厚财这样的基层士兵，在国民党军队中，“谏言”几乎是不可能的。连高官重臣如白崇禧，都在抗战结束初期和解放战争初期连续被蒋光头“否谏”三次，国军的等级制度根本不可能让战场上的将士发挥能动性、甚至直接向上级呈递作战方案。但是在李延年的手下，罗厚财竟然成了一个坦克手，成了全连阻击美军坦克的先锋。
当年在井冈山上，有一个叫郭天民的人，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他打仗勇敢，很有军事才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的大队长，但是因受旧军队习气的影响，郭天民有时体罚战士。以前打战士，战士是不敢反抗的，但三湾改编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后，战士们将郭天民打人骂人的情况反映给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又将此事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对郭天民进行了批评，告诉他这是不允许的，是违反纪律的。被毛泽东批评后，郭天民很快改正了体罚战士的毛病，开始用说服教育的办法、通过做政治工作来管理部队，很快重新获得了士兵们的理解和爱戴，在战士中的威望反而比以前高了许多。这就是李延年对五班长的教育：“尊重和信任，也是战斗力！”在《功勋》中，除了罗厚财，小安东从开小差逃跑，面对副班长陈衍宗牺牲后的怒吼“听我指挥”——一个幼小战士在炮火中震天动地的蜕变，一切也是来自于指导员李延年的教诲。还是那个离不开的核心主题，也是电视剧的第三个高潮：小安东，终于得到了“解放”。肉体的苟活只是动物性的贪生，而政治属性和社会身份的解放，才是一个人于灵魂层面的「站了起来」。
当小安东面对陈衍宗的尸体没有顾得上悲痛、而是立刻擦干眼泪、毫不犹豫地接过副班长的指挥权——“由我指挥”时——这一刻，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拘泥于儿女情长和小家小爱的无主流民，他已经在党的教育下完全成长为一个扛起一座山头的坚守重任、心中装填起自己战友和人民的党的指挥官！无名无姓、哭鼻子的小安东，变成了顶天立地的「小安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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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罗厚财和小安东，在电视剧《功勋》中还有那个脚踩地铁纹丝不动、等待大部队发动进攻的排雷战士李源，他知道李延年一定会来救自己，所以自己不能动、不能暴露。还有那个第一次参与作战、吓尿了裤子的文书，还有那个通讯员兼警卫员、执着得给李延年送水喝的孩子，还有那个一路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给营部送信的司号员………正是因为信任李延年，他们愿意服从命令，他们愿意舍生忘死，他们愿意为了完成一个任务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在他们心中，指导员李延年，就是党！李延年的命令，就是党的命令，就是人民的命令！
听党指挥，是不会错的；
听党指挥，是不会与人民相悖的；
听党指挥，坚持不会是无谓的坚持，牺牲不会是无谓的牺牲，战斗不会是无谓的战斗。毛主席的兵为什么“嗷嗷叫”，毛主席的队伍为什么“军民团结如一人”，毛主席的军营为什么“官兵同体”？正是这些肩负着军队政治工作重任的李延年们，永远把握着军队的底色和方向，永远在解释着每一发子弹、每一次冲锋的意义：我们是在为谁而战。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报告中，讲到“军事问题”这部分时，特别分析和强调了军事斗争中的政治工作。毛泽东讲到：“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像变了个人似的！什么原因？是因为通过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让这些士兵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1944年4月，在修改谭政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毛主席提出：“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1946年10月1日，毛主席在总结解放军的战况时，自信地说了这样一句经典的话：“三个月经验证明：一切军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十八年后的1964年5月25日，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依然自信地告诉外宾这样的经验：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
“单有军队，单会打仗是不行的。”
“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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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比，我忍不住要再次点名一部似乎也是受到大量吹捧的军事题材的电视剧：《亮剑》。相比于真实还原我军作战风貌、肯定我军政治工作成效、给予政委职能崇高评价的《功勋》——从政治的角度，电视剧《亮剑》的错误性，以及一种显而易见的人为的修正性，则是这抗日部剧最大的阳谋之一。在《亮剑》中，军事指挥官李云龙对身为政委的赵刚有一句标志性的台词：“军事归我管，生活归我管”。1928年6月时，红四军制定了《红军党代表工作大纲》，明确规定了“党代表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工作的；是所属部队士兵与官长的领导，是负责部队管理与教育的首长”的政治纪律。“支部建在连上”，这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鲜活的政治创造。毛泽东曾在《井冈山的斗争》说过：“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在《亮剑》中，李云龙成了团里一手遮天的霸王，更可耻的是他让魏和尚去保护赵刚时的那句：“政委他不会玩刀！”一句话，似乎就暗示了我军政委都是一群绣花枕头、一群掉书袋的草包。和国民党军中其政工干部几乎全部出身文职学校截然不同，我军的政工干部几乎全部发于卒伍、于血腥的枪林弹雨里成长起来。小到连指导员，大到师团级的党支政委，哪一个不是把带兵打仗作为第一职责？哪一个会在战斗中比同级的军事指挥员退后半步？邓华、杨勇、王震、陈锡联、叶飞、王建安、傅秋涛、钟伟……我随便列一大串，哪个是《亮剑》李云龙口中的让他瞧不上眼、以致于叫嚣军事归团长管的“书呆子”？相对来说，政委不仅要参与作战部署和带兵指挥，还要负责部队中复杂的政治教育、收编扩编、俘虏教化、党群建设、百姓生活管理。从职责看，政委的权力和责任一点不比“李云龙”们小。他的笔触下，李云龙这样的跋扈之徒，其所有的不守纪律、违抗军令、自私自利、军中一言堂……都在剧情的编排下，充满了合理性。
而作为军队中政治方向把控者的赵政委，不但可有可无，乃至还通过一场指责李云龙被降级“这队伍，没有你，我一个人怎么带”来表达对政委领兵无能的戏谑。这些，显然都已经被《功勋》中率领连战士巧妙躲避美军飞机轰炸的李延年打了脸。在1938年12月颁布的《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中，有着明文规定：“在军事行政和作战指挥上，军事指挥员负更重大责任。但在军事指挥员有违犯了党的路线或不执行上级命令情况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擅自出于一己私利攻打黑风寨，被降级后，赵刚竟然在部队中明目张胆地叫嚷：“独立团只有一个团长！那就是李云龙！”
这独立团在都梁的笔下，还真就“独立”了？连上级组织的命令都当成放屁了？
党有党规，而你独立团却自有团法？赵刚作为政委，在都梁笔下就如此的黏黏糊糊、唯唯诺诺？《亮剑》在战争部分创作中的误区在于：用山头主义代替组织纪律，用草莽绿林好汉的侠义豪情代替同志战友的革命信仰。而后，在建国部分创作中的误区又在于：用文臣大儒的旧官僚主义和精英知识分子立场，代替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归根结底的思路都归于一宗：颠覆人民史观和工农联盟的建政基础。特别是在小说/电视剧核心部分的战争剧情中，以日本武士道精神而变种的“亮剑精神”为猛男爽剧的创作灵魂，悄无声息地覆盖了“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所以，都梁打造的不是一个中共的解放军将领李云龙，而完全是一个美国巴顿将军式的野味山大王。如果党的作用、党的信仰在军队中如此淡化，那么如国军的万毅、孔从周等倒戈时可以成建制地率部逃离的事端，恐怕是层出不穷了。
然而事实是，我军的龚楚、邢仁甫等叛徒在倒戈时，他们连一兵一卒也带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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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是有血有肉的，但是这种血气不是为私欲而冲动，更不是为了小家去摧毁集体——而是将个人的幸福融入于集体的幸福，将个人的力量融入于集体的力量。真实的战场上，以及军事题材的作品中都是可以大书特书爱情的，只是对于爱情的表达绝非是轻佻戏谑、脱离革命战事的“话外之音”。爱情，它应当是如小安东重新理解了二妞、重新认识了二妞之后的责任感与荣誉感。正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壕里，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志壮烈牺牲，至今尸骨仍封半岛。在朝鲜，岸英化名为“刘秘书”——刘，是岸英的爱人刘思齐的姓。谁说持枪杀敌的共产党员没有情感？我们正是因为饱含深情，才聚集到了一起，举起了共同的旗帜。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解放自己。形势或许依旧严峻，斗争或许依旧激烈，但是就凭我们的国家队能够制作出如此质量精良且身位纯正的红色题材作品，并且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高度认可——我依然对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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