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毛主席像个不开放的人吗？-中国历史-湯博客雜誌站

如果要概括讲一下毛主席的开放，他的“开”是革命性的，开拓性的，也是任何人所无法匹敌的，更是任何人所无法阻挡的，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在“放”字上，游刃有余，收放适度，那简直就是绝妙的政治艺术，那就是让像戴高乐、富尔、艾登、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特鲁多、施密特、田中角荣等等西方世界政治家着迷、着魔的，毛主席特有的挥洒自如的政治风格，这样的政治艺术，如此的政治风格，最终让西方世界不得不相信新中国，不得不向新中国开放。毛主席不仅开放，而且他让那些不想向他开放的人不得不向他开放。

李克勤（jixuie）题记：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第5版破天荒刊登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全文。请注意，那可是文革时期，党报竟然有美帝国主义头子的文章，意味着什么？谁有这么大胆这么做？

事情的原委是毛主席经过观察发现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有意改善中美关系，所以果断决策，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上指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

后来很多纪录片里都提到这个细节。

请问，毛主席像个不开放的人吗？

原文

李克勤：请问，毛主席像个不开放的人吗？

李克勤（jixuie）题记：毛主席喜欢并善于与西方记者打交道，和他最密切的外国朋友就是美国记者斯诺。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表现出让美国人着迷的开放性格。1956年，毛主席就决定让美国记者到中国来。这年8月，中国政府单方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邀请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派记者来华访问一个月。美国国务院在美国新闻界的极度兴奋面前保持了僵硬的立场，直到顶不住强大的压力，才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记者到中国。

美国记者评论说：毛泽东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毛主席的开放与美国官员的僵化形成鲜明对比，毛主席最终让那些不想向他开放的西方世界不得不解除对新中国的封锁。

新中国建立以后，不是中国不开放，恰恰相反，是西方国家不向中国开放。

你说毛泽东到底是开放，还是不开放？

一、简要回顾外国记者来华历史

外国媒体进入中国的历史，可以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来华办报为开端。这二百年中，一批又一批外国记者来到中国，他们的身影活跃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们用亲身体会向世界描绘中国，架起中外沟通的桥梁，留下许多宝贵的篇章。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中外关系的波动，中外新闻交流也随之跌宕起伏。

1949年以前，驻华外国记者主要来自西方国家。这群人中不乏神通广大之士，在战乱和动荡的中国大显身手，许多成为旧中国军阀政要的座上贵客、幕内嘉宾。有名者如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支持袁某人可谓不遗余力。为表彰其特殊“贡献”，袁世凯一度下令把北京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里循大街”。抗战期间，代表美国《生活》和《时代》杂志常驻中国的白修德，也曾作为顾问之一，主持过国民党中宣部的对外新闻报道。

1944年，毛主席接见外国记者团

1946年1月27日，德里克(左一)与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等候国共谈判代表周恩来

。

1937年，德里克从大学毕业后加入美联社波特兰分社。1945年是他事业的转折点。当时31岁的他前往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延安，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起共同生活了7个月。在延安期间，德里克和当地人一样，住窑洞，睡简易床，在炭火盆边用便携式打字机完成他的新闻报道。在其所写《报道中国》一书中，德里克详细回忆了自己如何在饭局、舞会和交谈中了解和认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他说：“他们试图为中国的穷人做一些事，这是我敬仰的事实。”此后，因为冷战原因，德里克不得不离开中国。但是在1971年，他又随同前来参加友谊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来到北京，开始了著名了“乒乓外交”。

1947年1月17日，德里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合影。

从数量上看，解放前外国驻华记者规模还不是很大。1937年12月，当时的武汉是中国战时政治中心和对外传播中心，来自全球各地的常驻外国记者也不过40多位。至于解放区，因为在经济文化方面一直处于被封锁状态，对外新闻传播困难重重。经中共中央多方努力，才有斯诺、史沫特莱和斯特朗等一部分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记者，来到延安，向世界报道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不过，他们的影响力却是相当大的，罗斯福总统就曾因此专门和斯诺会晤，了解中共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不同于旧政府的外交关系，本着“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对外国在华机构和人员进行了清理，肃清外国在华特权，因此，同新中国无外交关系国家的通讯社和记者基本停止了在华活动，外国驻华记者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机构和记者，以及西方部分左派政党的党报记者，数量有限。

二、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主动向西方记者开放，美国官员僵化对待

对于尚未建交的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我国采取了比较主动和开放的立场，希望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签订协议，互换记者。1956年秋至1957年春，中国政府就先后批准了39名美国记者前来中国采访报道。当时美国政府对来华采访有禁令，这39名美国记者中，有三名不顾禁令来到了中国。但他们回国后，都被吊销了护照。直到1957年8月，美国政府才在美国记者访华一事上有所松动，准许24家新闻单位每家派一人，到中国进行七个月的“试行”采访。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知名记者斯诺移居瑞士后，先后在1960年和1964年重访中国，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接受过他长时间的采访，斯诺将采访成果在国外出版，引起很大反响。中日双方则是在1964年4月达成互派记者的协议，同年9月，实现了常驻记者的派遣。但根据协议，双方所派人数各在八名以内。

1956年8月6日，中国政府取消不让美国记者入境的禁令，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发电，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这些机构包括《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者论坛报》、《商业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合众社、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这是中国方面愿意改善对美关系真诚愿望的具体体现。

1956年8月21日，毛主席在同来访的老挝首相富马的谈话中说，“我们要搞好关系，我们也愿和美国搞好关系。和美国在板门店谈了两年，在日内瓦谈了一年，相信终有一天会谈好的，我们不着急。”

8月29日，毛主席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稿上写道，“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做到的。”

周恩来在1956年12月访问印度时，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及中美关系时说，“自从万隆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改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日内瓦的中美会谈中我们提出了建议，为的是缓和并消除台湾的紧张局势……我们的这一切努力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相应的反应和赞同。”8月6日的决定就是这种努力的—部分。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不仅缺乏灵活性，而且老是坚持其僵硬政策。1956年8月6日，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纽约时报》发行人赛勒斯•苏兹贝格询问杜勒斯是否可以得到访华的签证，美国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回答说，对去中国大陆旅行的限制规定不变。苏兹贝格又向助理国务卿帮办墨菲询问有关国务院对访问中国问题的真实态度，墨菲说，国务院的态度与有关禁止美国公民去红色中国旅行的规定是一致的。苏兹贝格试探问道，若记者不顾该禁令，接受邀请，前往中国，国务院将如何处置?墨菲说，那就会被吊销护照。墨菲劝告苏兹贝格，《纽约时报》是全美最著名的报纸之一，苏兹贝格的名字也与之密切相连，如果他违反政府的政策，影响就大了。

8月7日，美国国务院发表新闻公报，表示坚持“不发给有效至共产党中国旅行的护照的政策”，并称“不能认为美国人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前往共产党中国旅行是符合美国最大的利益的”。

8月18日，艾森豪威尔授权国务院声明，他的有关记者访华的立场与国务院8月7日的声明是一致的。8月20日国务院致电驻香港总领事，授权其阻止美国记者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认为此时美国人访华将危害对外关系原则及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有记者不听劝阻，回国后将吊销其护照，以示惩戒。

美国新闻界对于国务院的僵硬态度，表示了强烈不满，8月18日，《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第二天又发表—封来自美国几家大报、通讯社、广播网的联合抗议。合众社社长斯塔泽尔约见代理国务卿等官员，要求派合众社驻香港记者访华，令国务院大伤恼筋。

当时1955年8月1日开始的中美双方大使级代表的第一次会晤将正在日内瓦举行。中方还希望在贸易方面推动推动中美会谈。

8月21日，中方谈判代表王炳南，他是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大使在中共党内有从事10年外事工作的经验，与美国人打交道的时间长，对情况比较熟悉。就禁运问题提出协议草案，希望两国“各自主动采取措施来消除他们两国之间的贸易的障碍”。

9月22日，中方再次提出关于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的协议声明，建议两国“将各自主动采取措施，来消除目前阻碍他们两国人民自由来往和进行文化交流的障碍”。10月16日中国外交部在有关上述协议草案的声明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就中美会谈而言，如果双方能对这些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那就将不仅打开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接触的道路，而且肯定地还会改善中美会谈的气氛，有助于中美间其他有所争执的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中美会谈可先易后难，使会谈走出僵局，约翰逊遵照国务院的指示，不对王炳南的禁运协议草案作任何评论，只是坚持只有中国接受美方4月16日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协议草案后，才能考虑讨论禁运等问题。

9月2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在中共继续拒绝放弃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并且继续把被监禁的美国公民留作政治人质……这样一个时候，美国不准备与中共开始讨论贸易限制的问题”。

在美方拒绝讨论禁运后，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王炳南在9月22日提出了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的协议声明。在10月4日的会谈中，约翰逊再次强调，只要美国公民仍然被押在中国，就谈不上什么文化交流，这是美国政府的立场。杜勒斯从一开始就反对记者访华，也反对被押在中国的美国人的亲属访华。另外1956年前《密勒氏评论报》编辑鲍威尔夫妇(John Powell and Sylvia Powell）因撰文揭露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在旧金山遭指控，其辩护律师威林(Abrahan Wirin)要求前往中国取证，美国国务院也拒绝给其发护照。杜勒斯在1957年1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再称中国邀请记者访华是“阴谋”，因此杜勒斯重申“只要是目前至少可以说是半交战状态的那种情况仍然存在，只要是我们还没有承认那个政权，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颁发前往共产党中国的护照”。杜勒斯担心的是，若在记者问题上让步，将成为一条漫长而难以捉摸道路上的第一步，传教士、商人及游客就将接踵而来；其次是现行政策有任何修改，都将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美国的盟国中引起误解，如台湾、韩国和东南亚，他们就会把这当做承认中共政权的第一步，杜勒斯的结论是，把记者拒置于中国大门之外，是美国最大利益之所在。

三、杜勒斯为什么如此僵化？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年）美国前国务卿。生于华盛顿，出身政客世家。毕业于普林斯敦和华盛顿大学。1911年参加华尔街大垄断组织，他是许多大公司和银行的董事，与洛克菲勒财团有密切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出席历次重要国际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对于恢复德国军事潜力和重新武装德国起了很大的作用。1944年起为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1950~1952年任美国国务卿的顾问。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国务卿。他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坚持不承认中国、非法排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明目张胆地进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战后以来美国的所有对外侵略和颠覆阴谋，他无不参与其事。他是“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的主要制定人，直接参与组织1950年对朝鲜的侵略战争，他是1957年3月美国侵略中东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主谋者之一，1958年7月策动武装干涉黎巴嫩。著有《战争或和平》一书，是他的帝国主义侵略思想的自供。美国共和党人。二战后，多次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1950年任杜鲁门政府顾问。1953～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1950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1954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杜勒斯的作为比较受美国朝野“台湾帮”和麦卡锡分子、共和党右翼的喜欢。

1954年4月，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处于敌对状态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的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周恩来和杜勒斯，作为各自的首席代表在此相聚。杜勒斯敌视新中国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他亲自向美国代表团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26日会议开幕式后，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英国驻北京的谈判代表）找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说：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外相介绍杜勒斯国务卿同周恩来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总理同意，艾登外相再派人询问杜勒斯先生的意见。宦乡请示总理后答复杜威廉说：周总理赞赏艾登外相的设想，既然在一起开会，理应互相接触。周恩来愿意经过艾登外相的介绍，同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但在第二天一早，杜威廉对宦乡说：杜勒斯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艾登先生的建议，拒绝与周恩来握手。

杜勒斯僵化的思想和不可理喻的行为给美国有识之士留下很不好的影响，他们后来极力想挽回一些美国的面子。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履行他的秘密中国之行，特别注意握手言和之礼仪。他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写道：“9日下午4时，周恩来来到，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来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情嫌隙抛到脑后的第一步。”当尼克松首次访华走下飞机时也是首先把手伸向了周恩来。

四、毛泽东的启示：到底什么叫开放？

毛主席与美国女记者、作家斯特朗，以及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

毛主席1956年关于向美国记者开放的决策，使得他在1959年3月的一天早上，在武汉东湖边上又会见了老朋友，美国女记者斯特朗。她是跟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一块儿来武昌看望他的。毛主席跟斯特朗说起，这是自延安那次谈“纸老虎”以来，他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大家坐下之后，谈笑风生。他先问起岁数。那年杜波依斯九十一岁，斯特朗七十三岁，而他自己当时六十六岁。

毛主席开心地说：“有三代了！”斯特朗说：“只有两代半。”他挥了一下手说：“我们不讨论确切数字问题，可是，杜波依斯的年龄完全可以当我父亲了。”

毛主席十分钦佩杜波依斯九十一岁高龄尚如此身轻体健，他说道：“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杜波依斯有点严肃地回答：“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酉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毛主席笑着回答：“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当时杜勒斯正在医院住院治病。）

杜波依斯冷冰冰地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毛主席回答道，“这远非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他是指杜勒斯作为反面教员的作用。

1959年3月，毛主席同美国黑人领袖、学者杜波依斯博士亲切谈话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正如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性格、作风，他就是一个不怕任何挑战，喜欢“越是艰险越向前”，有着“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英雄气慨的人民领袖。

说毛主席不敢对西方世界开放，真是天大的笑话。

仔细想一想，说他不开放似乎有道理，为什么呢？如果要讲无原则的开放，毛泽东当然不开放；如果让西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搞进来，毛主席肯定是“闭关锁国”的，否则新中国一建立，他为什么即刻提出“打扫干净再请客”呢？

在毛主席视野里，开放只能是手段，不是目的，他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没有丝毫的偏离和疏忽或者松懈，所以他对于西方记者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家魅力，他的主张，他的原则，他的理想，是那么坚定，而他处理具体事务，又是那么富有灵活性，连一贯叫嚣新闻自由的美国政府都在他面前显得僵化，你说毛泽东的新闻自由到什么地步？！

1965年11月，毛主席接见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